表面上看，这种“区域意识”凸现的现象，与全球化的进程与趋势是逆向而行的，但就实质而言，毋宁说这是各区域主体对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新的变化的一种回应。全球化把各个民族、国家、地区带入了世界历史进程，使其不再也不能“独立”地走其生存和发展之径。理论上推断，这种状况给那些“后发展”国家带来机遇，使其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迎头赶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其实处于被动应付状态。特别是那些被迫卷入这一进程的国家之间所得到的机会不均，权利不等，最终受惠、获利的程度也很不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的启动者与引导者都是发达国家，他们启动这一进程的直接动机，首先不是为了“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而是在本国范围内解决不了其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的情形之下，转而借助全球的资源、人力等因素，寻求新的出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相关的国际组织由发达国家操控，全球化规则和程序的制定也基本上由他们主宰。利益真是一张无形之网，全球化规则的主宰者、制定者，一旦涉及到自己国家的利益，就可能不按规则出牌，“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把“美国利益第一”提升为一种更为明确的方针，大搞“单边主义”，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体现。这样的结果，至少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绝不是一体化，相反世界结构是更加“等级森严”了，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后发展”国家的不发展或发展缓慢作为基础和铺垫的。
我们看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时代的到来，表征的绝不仅仅只是世界经济形态的嬗变，更意味着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历史转型。当“知识已经变成了关键的资源，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种资源”的时候，“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也必然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
由于交往形式、交往手段和交往层次也发生着重大变革，人们已经不拘泥于直接的交往形式，而是更多的是采取间接的交往手段，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技术方式，去收集信息，达到彼此交往的目的。虚拟化信息传递工具已从模拟、类比方式转换为数字式，这就使人们在任何地方工作、生活、购物、会见朋友和开会都能得心应手。由于知识的易流动性和完善的信息网络，在提供各种服务的工作岗位上，人们将会很乐意在家里工作。信息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商品，信息技术介入到人类生活、工作学习的各个方面。拥有电子邮件地址就意味着有可能比他人使用更少的时间结交更多的朋友。目前在网上谈心、网上寻友、网上发贺卡、过生日晚会等已成为网友们的时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电脑网络技术的发展，其对人类交往方式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深化。而从当代交往的层次看，类型也在不断扩大，不仅不再限于契约交往、血缘交往和战争交往这些传统形式，也不仅仅满足于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政治交往这些近代形式，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到科学交往、文化交往、情感交往和信息交往等形式。
所有这些变化的归结点是交往主体资质的变化。在近年对知识经济问题的探讨中，国内外学者都特别注意到迎接这一时代变化所要求的主体的“知识库”、“信息场”的含量、创新、转化的素质以及活动、协调能力，这不是偶然的。交往是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主体自身的条件、素质、能力，的确对现实交往所达到的层次、程度以及后果至为关键。“随着其他事物不再成为竞争要素，知识成为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由知识引发的经济革命成为重塑全球格局的决定性力量，知识化的人成为信息、知识最多的人，学会寻找与掌握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成为对人们素质的基本要求；此外，“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灵活性、适应性和创新将被视为成功公司的主要特征”达尔·尼夫主编：《知识经济》，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而想象力、联想则是创造价值的最大源泉；“史无前例的冲突与矛盾增多”，正在形成对现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挑战，“协调化成为人们一切活动的焦点”。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权威说法，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它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美国信息研究所编：《知识经济——21世纪的信息本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这里的“积累”已不只具有贪婪地一再将实物据为已有的含义，而是在广泛交往中最先获取的知识和信息的叠加；而所谓“利用”则是在不同主体的比照中衡量知识和信息的最终效能，就更离不开交往。
当然，以上所论还只是对一些现象的实证描述，而不意味着已经赋予它以一定的价值评判。那么如何看待交往方式的这种变革以及由它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呢？我们当然不能认同那种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由于计算机的普及）会使人们疏远朋友，从而使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产生障碍的看法和论调，但是也无意歌颂网络时代的一切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知识经济也是如此。新的时代凸现出知识、信息的极端重要性，但知识、信息并不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进步；人类的未来离不开知识和智慧，但知识和智慧还只是手段或条件，而不是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本身。“智慧出，大伪兴”的说法当然是一种过于极端的指责，但它不是不可能的例外。公允地说，知识经济时代交往方式的变革体现在带动了社会的开放性、多元化，有助于促进人和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从依赖型主体向自主型主体的转变，对人们现实生活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然而，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消极影响和负面后果也有资可证。比较而言，前者人们容易看到，被赋予了过分乐观的前景展望和正面评判；而后者却往往为社会所忽视，如果长期如此，寻找不到引导或疗救的方式和办法，可能会使社会及其成员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篇短文中，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进行全面分析，只能着重谈谈后者。我认为现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首先，“一体化”背后的等级和陷阱。知识经济时代的显性表现是全球信息、资源共享，经济、文化一体，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环球同此凉热”。然而由于这一时代潮流的引导和先行者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处于被动应付和追赶的不利的地位，若不注意发展战略，就只能再次依附西方发展，扮演边缘者的角色。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的世界仍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数字化潮流中的“数码鸿沟”就是最典型的体现。
其次，网络交往中的不道德行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利用互联网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并将长期存在着许多不道德的行为，近年人们已经不断地领略和感受到了这些行为及其所带来的恶劣后果。譬如几次发作的病毒横扫全球，造成数千万台电脑黑屏死机和服务器瘫痪，大量存储于其中的宝贵资料和重要数据在一瞬间便化为乌有，而追究起来好多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的恶作剧；现在网上谈心、网上交易成为时尚，但由于交往双方提供信息时缺乏必要的外在监督和自我约束，大量做伪、捏造的信息泛滥，轻者使交易成为不可能，严重者致使真诚的人或单位、组织上当，蒙受损失。互联网犯罪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犯罪样式和类型。
再次，交往心理中的畸形变态。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交往与交流更加便捷的同时，又在物理空间上进一步孤立了个人，限制和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交往方式和情感方式，产生了诸如孤独、网癖、盲恋等一系列奇异现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情感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心理、观念、情感等方面的变化，对此如果不能适时地加以合理的引导，就会导致一系列不良的社会问题，从而给社会和个人都带来消极的影响。“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失衡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仍然比较突出。总之，对于知识经济时代交往方式的新变革、新现象既不应痛心疾首地唱挽歌，也不必唯“新”是从、唯“洋”为上地去追逐；我们不能再重复对待诸如“工业文明”、“现代化后果”那样非此即彼的极端态度——赞美与诅咒、辩护与颠覆、建构与解构。“世事亟变”，我们置身其中参与建构，同时也要尽可能超然其外，以理性关照世界。
显然，全球化作为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自觉认识和把握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加深对全球化的理性认识，及时将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到理论层面认识，有助于解决各民族或国家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
第二，树立新观念，调整价值观，有利于科学地研究与揭示社会发展对象。应把人类作为整体来审视、分析，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以人的现代化以及为实现人的现代化所需的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
第三，为世界各国选择社会发展模式提供参照框架。全球化使各个民族或国家相继被整合到世界交往中，并获得世界历史性存在，因而，各个具体的民族或国家在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时，不仅要考虑特殊的国情，还应以全球化为参照。
21世纪的社会发展研究，必须以全球化为背景，以全球化为新的视角，通过理论创新，实现社会发展研究的新突破。
第三“后发展”国家“跨越式”发展可能性新探
这一章我们探讨在当代解决“后发展”问题的现实可能性问题。而要探讨这一问题，还需分析一下“后发展”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一、“后发展”国家特有的难题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从动因上讲，并不是自身内部现代性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在外部条件的刺激和胁迫下，即使是本社会内部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的积累，也必须将现代化强行启动，以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消除外部威胁。这样政府不仅要直接介入现代化过程，而且往往必须成为现代化的实际组织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21世纪以来“后发展”国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变革，摆脱了殖民统治，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试图加强内部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程度，为统一的全国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形成创造条件。然而这一良好愿望并未完全得以实现，有的宗主国表面上将统辖权撤销了，但殖民主义影响并未随之消失，仍以隐性手段和方式控制这些国家；有的“后发展”国家国内政治派别争权夺利，政治持续更迭，政局动荡频繁；还有的掌握了全国性政权的领导人却没有推进现代化的志向或影响力。
由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后发的，因而所遇到的问题是特殊而复杂的，其推进过程与现代化先发展国家相比也有明显的不同。
“后发展”国家与先发展国家相比的区别就在于：
一是发展的背景不同。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有过殖民扩张的历史。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殖民征服和威逼利诱手段，使许多国家、地区纷纷成了它们的殖民地。正是通过残酷的殖民统治，使这些国家积累了巨额财富，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此相反，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都曾有过被殖民和被奴役的痛苦历史，程度不同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直到二战后，才逐渐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但是，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仅给这些国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巨额的资源和财富。当它们开始现代化建设时，资金的严重匮乏便成为长期困扰它们的问题，并导致它们丧失了很多原本应有的发展机会。
二是发展的起点不同。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多起步于经济上的变革，即商业革命或工业革命，由此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所决定，起步于民族独立或统一的解放运动，只有在完成了这些政治变革之后，才能着手一系列的经济变革。发展起点的不同，不但体现于起步的领域，而且也体现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构成。先发展国家开始现代化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传统社会障碍有了比较彻底的清除，因而非常有利于现代化推进。相反，后发展国家大多没有进行过类似先发展国家那样的生产关系革命，许多国家基本上是在封建色彩非常浓厚的社会关系中起步的。在长期的殖民历史中，殖民主义者根本不会在这些国家实行旨在彻底清除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恰恰相反，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总是要对一些自发的革命进行镇压。所以，尽管二战后这些国家纷纷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其落后的生产关系仍然构成了现代化的巨大困扰。
三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同。先发展国家是随着市民社会的诞生和工业资本的兴起而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当它们着手推进现代化的时候，所面临的是广阔的世界市场，所处的是有利的国际分工，整个经济格局对它们是非常有利的。而后发展国家则不然，由于起步时间比先发展国家晚了好几个世纪，在其开始现代化进程时，先发展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形成。后发展国家要跟上国际经济的发展，就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一旦进入世界体系，又意味着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接受自己在其中被派定的角色，即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为中心地位的先发国家提供初级原料和产品。应当看到，这种国际分工，并非只是一种先发展国家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同后发国家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之间的交换，因为交换还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