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执政党的政治活动是政治体系的主要内容，执政党的权威也是整个政治体系中政治权威的重要体现。我国与西方国家政治体系建立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便是政治权威的根本内容。“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没有战斗力，党就不会形成任何权威，党就要人心涣散，四分五裂，就无法号召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当代中国社会需要政治权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权威。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政治权威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并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传统型政治权威以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魅力型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政治权威以一切权力和权利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政治权力合法性之基础。［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历史昭示我们，传统型和魅力型的政治权威实质上是人治和专制的变种，都难以避免政治权力的异化。因此，当代中国强化的政治权威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不是无限权威，而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行使公正合法的权力；强化政治权威并不意味着搞中央集权，而是在保证地方自主权的基础上，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化政治权威，不是强化个人权威，而是整体的权威；强化政治权威，不仅要强化行政权威，更重要的是强化立法、司法的权威，强化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威，核心是真实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政治权威。现阶段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治权威，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权威；能使党和政府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权威；能使社会大众自觉服从和支持、产生良好的政治文化的权威；能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与和谐的权威。这些权威怎样才能确立起来？
首先，政治权威要法制化。要想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强化政治权威，使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制定和完善各项法律和制度，从而使宪法和各项基本法对司法、政府、政党等的产生、运作有明确而有效的规定，做到政治权威依法产生、依法掌权、依法用权、依法接受监督、依法交接、有序更迭。一方面要用法制来保障政治权威在产生、运转、更迭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用法制来保证政治权威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上的连续性。
其次，政治权威要平民化。我国政治权威来自人民、接受人民的授权、以公仆的身份服务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依法卸任后再回到人民中间去，过平民的生活。这种政治权威最容易获得公众自愿的政治认同，从而能够与政治服从方面取得真正的一致。
综上所述，政治权威的合法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政治现代化离不开政治权威，但政治现代化需要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权威，只有政治权威具有了合法性，才能保证政治现代化的持续、快速、协调、稳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维护和加强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权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政治民主化
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灵魂和主旋律，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实质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它是政治专制主义的对立物，意味着从帝王政治走向公民政治，公民成为政治的主体角色，享有参加所有政治过程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必然要求建立完善的表达各种政治要求、政治利益，实现政治协调的社会民主机制。中国政治民主化所要实现的民主政治，包含着两个层次的目标：一是政治公开化，二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1．政治公开化。所谓政治公开化，是指国家的一切活动和一切国家事务向社会公开，使政治生活具有清晰度、透明感。政治公开化扫除了政治封闭性、神秘化的色彩，让社会参与，接受社会的监督。实行政治公开化，是基于政治的公共性质和公民有知情权的政治理念。现代化社会是开放的社会，政治上的开放，就是要用多种形式让公民了解政治活动的情况，了解国家的政治事务。除属国家机密之外，任何政治行为本身没有理由对民众加以保密、封锁或隐瞒。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的提出和深入实施，政治公开化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畴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而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公开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政治公开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表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决定于政治公开化的实现程度。
政治公开化，大体包含以下几项内容：（1）国家政务公开。即国家制定法律、政策、设置机构、分配权力、安排人事、经费开支等一切重大活动，通过大众传媒都要向人民公开，各级国家机关和组织要建立向人民经常汇报工作的制度，要增强透明度和真实感，要向人民讲真话。只有这样，才会使人民没有被欺骗感、失望感，才会消除对国家政务的神秘感和盲目感，才能密切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2）领导干部人格公开。政务类公务员切实实行差额选举产生，增强候选人公开提名和选举程序的透明度。国家公务人员和领导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活动应当公开化，公务人员的升降评估应根据他们的政绩来进行。这有利于党、政府和人民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真正建立完全平等的正常关系。（3）实行普选制组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从人民群众中产生，能够真正代表人民意愿最有权威的权力机构。（4）加强人民监督，尤其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揭露和批评党和国家机关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抑制不正之风。（5）开展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协商对话，沟通不同层次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使协商对话制度化、正常化，真正成为政治公开化的有效形式。
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我国近年来在政治公开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并重申政治公开化包括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推行电子政务，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等等。毋庸讳言，我国实现政治的公开化程度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与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公开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政治公开化，在我国现阶段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政治由神秘到向全社会公开，为人民群众所共同掌握。当然，在继续探索各种推进政治公开化的有效形式的同时，应当对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以维护其严肃性、稳定性和长效性。
2．政治参与扩大化。所谓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方式参加政治生活，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构成、政治运作、政治决策等公共政治生活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公民广泛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的条件之一。它是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实现政治权利和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方式，反映着普通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列宁在1917年曾经说过：“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民主形式的代表机关，而且要建立由群众自己自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让群众实际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3～154页。
公众能否参与国家与社会事物的管理，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重要区别。在传统社会中，广大公众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身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对通过政治渠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愿望不甚强烈，另一方面，即使有新的政治力量产生，并有通过政治渠道表达自身利益的要求，统治者也会为了自身利益拒绝其参与政治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无数具有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精神的市场主体，他们强烈要求自己的政治地位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用政治力量来维护经济利益，这就形成了积极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现实力量。现代政治体制只有广泛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生活，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使政治权力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体制将随着公众参与需要的扩大而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提高参与的层次，完善参与的机制。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只有对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多样化的思考，并探求如何拓宽政治参与的渠道，才能够更好地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真正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党的十五大重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我国政治发展的核心就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这离不开全社会普遍的、理性的、秩序化的政治参与。
第一，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不稳定”\[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具体地说：（1）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与其相关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在选举和监督等环节上，从有利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和行使民主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建构和完善各种具体制度。在选举制度上要引入竞争机制，使广大选民对候选人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和更大的选择余地，这样才能保证选民能够选出确实代表自己意志、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大代表，从而使选举真正成为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的一条重要渠道；在选举方式上，应根据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逐步地、有条件地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要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意识，健全和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进一步完善人大有关监督方面的法规制度。（2）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团体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要健全和疏通民主党派的参政渠道，鼓励各民主党派经常开展调查研究，更好地参政议政和进行民主监督。同时，还要创造条件，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各种协会等社会团体在政治参与中的积极作用，增强它们的民主性、群众性，破除社团组织本身的依附思想，使之真正成为各阶层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渠道。既要发挥共产党自上而下的领导作用，又要发挥人民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作用，从而达到党的领导与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3）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当前，改革和完善这一制度，最主要的是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群众自治组织权限的关系，改革二者的工作方式，使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公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使之成为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的一条重要渠道。
第二，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仅取决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安排，还与公民具有的政治文化背景、政治参与素质密切相关。（1）政治文化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文化传统，它在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积淀成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与世无争”等复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这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培养的是依附型、顺从型公民，这种消极被动的政治心态，不但制约着政治参与的发展，同时也成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障碍。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2）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与其自身的政治参与素质密切相关。民主政治下，公民作为参与型政治文化载体所需要具备的主体素质主要有：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等。民主意识表现为公民掌握关于民主的基本理论，拥有民主价值观，并能据此从事民主活动；主体意识表现为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自立精神及主权在民的思想；参与意识表现为公民拥有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能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民政治参与素质的形成，既是民主制度、民主文化的结果，也是其自身塑造的产物。公民的自我塑造包括：知识结构的更新，广泛参与社会组织及其活动，增强法制观念，依法办事，等等。从总体上看，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在不断提高，但与民主政治所要求具备的公民主体素质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除了政治文化的因素外，我国还有相当多的文盲半文盲人口，还有极为落后封闭的地区，以及民主制度不完善，市场经济不发达等，这些条件制约了公民政治参与素质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公民文化水平，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而为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素质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政治结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