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学派中，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与麦克勒兰德和英克尔斯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无论是麦克勒兰德的成就动力值理论，还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理论，都着重于讨论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例如态度与观念等，对于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来说，作用并不大，因为它无力深入到人格的内在状况中去进行测量和分析。他们认为过去的现代化理论对人的行为所作的研究很不充分，原因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增长与社会变化之时只考虑了人的态度、观念与人格，却没有认真思考过人的行为的变化方向，因此，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发展中社会里的人的态度观念与人格结构变化的结论也是不充分的。他们提出了一种“行为调适理论”（theory of behavior modification），试图取代其他心理学理论。这个理论着重于“研究”个人所表现的外部活动及其与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关系。它是关于如何使用积极的奖励和消极惩罚来制约个人行为的模式。价值观念、态度与人格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了人的价值观念、态度与人格结构。这个过程相互交替。因此，必须集中力量研究这个交替过程如何进行。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强化。不同的刺激手段造成的强化形成了某种行为方式，个人行为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是因为有不同的系统与刺激，它们鼓励某些反应，或抑制某些反应，导致行为方式的形成与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模式应当从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operate conditioning不知operate conditioning是否是专业术语，我觉得应该用operation control）上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并非人的态度、价值观念与人格特征决定行为方式，而是操作制约的程序决定人的行为。只要改变操作制约的程序就可以达到行为调适的目的，“一切人都属于操作制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因此，若要改变人的活动，只需要改变操作制约系统中的某些成分，而没有必要去改变人的价值观念”。
5．制度比较研究。现代化理论的比较研究或制度学方向的主要代表是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主要代表作有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1976）和《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的研究》（1966），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5）等。
这一研究方向的学者们主要从人类历史发展演化的角度，对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比较实证研究，提出现代化发展模式多样性的观点，并对多样化的模式进行深入诠释与剖析；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多变量分析方法，应用其基本思想构建指标体系，对现代发展水平进行评估。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布莱克教授提出了用比较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展开现代化研究的主张，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多地强调了西方影响的作用，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研究领域。第一，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与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科学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性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与观念的遗产，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政策来有选择地借鉴先进的现代社会，并推动现代化进程。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布莱克教授选择了有关文章，主编了《比较现代化》一书。这本论文集出版后推动现代化理论家重新检验过去提出的理论与观点，从而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标志着美国现代化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重大方向性转变。那种认为西方制度与价值观念应当为全世界各个民族与地区仿效，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与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它的现代化过程必定要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非常重要，但是，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相比，如何对待来自外界的推动力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时代与新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这种基本观点对于现代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我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之后重新审视现代化理论，它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
二、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又称“依附与低度开发论”（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其倡导者和支持者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裔的左翼思想家，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他们依据拉丁美洲的“欠发展”状况，由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然后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具体讲，依附论是根据美国俄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的“增长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安德烈·弗兰克等人创立的。早期的普雷维什以及欧美研究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学者巴兰、斯威齐、阿明、弗兰克等人均对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在拉丁美洲进步学者中颇为流行。
20世纪50年代，在“现代化理论”的许诺和诱惑下，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样板”与“橱窗”的带动下，许多非西方欠发达国家纷纷接受了“西方化”政策，他们在政治上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照搬西方的“增长第一”战略；在文化上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这些国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虽然实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结构却日益恶化，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日益严重地受控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举手投足都会给非西方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以致于非西方欠发达国家不得不仰仗于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了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原料、市场和其他经济剩余的境地。于是，发展的目标成了发展的陷阱，发展的理想成了发展的障碍，所谓“西方化”的过程恰恰是自身沦为西方经济附庸，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对现代化理论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并且逐渐认识到，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旧的世界经济格局，建立一种平等和公正的世界新格局。同时，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西方工业国战后的经济景气开始衰退，石油价格猛涨，特别是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的兴起改变了战后初期形成的美国形象，美国的繁荣、霸权、威望与信心都日益动摇。美国国内的右翼的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潮受到严重的挑战，左翼的激进主义的甚至革命的思潮大为抬头。在这种形势下，现代化学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而趋于冷落，与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新左派提出了依附论。
依附理论的重要概念是“中心”（Core）和“外围”（Periphery）或“边缘”（Verge）。他们把西方发达国家称为“中心国家”，把不发达国家称为“边缘国家”。依附理论学者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进行了新的探索，得出了与“现代化理论”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先进工业国通过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不公正的贸易关系控制和支配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使后者不得不屈居“外围”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落后与低度开发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由于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所造成。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不发达国家的边缘化过程。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是建立在对边缘国家的统治和掠夺基础上的，并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这种经济体系形成的宗主国与卫星国秩序，是一种帝国主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正如多斯桑托斯所指出：“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势”\[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弗兰克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分析框架：大都市（Metropolis）——卫星城（Satellite City）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世界的层次，而且存在于每个卫星国家的社会内部。这种关系就像一种传送带的联动装置，中心地区榨取外围地区的剩余价值。他认为，在这种格局下，落后国家只能在少数部门获得发展，而不可能获得健康的全面的发展。依附的发展“创造出来的是落后、疾苦以及社会的边缘化”\[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依附结构的分析》，参见萧新煌编译，《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171页。。依附论者对罗斯托关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援助形式出现的美国对外投资观点，也进行了反驳。
依附论把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放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研究，以“边缘”与“中心”之间的不平等国际关系的概念冲击了“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两分法。在对不发达状态的根源和不发达国家摆脱不发达状况的道路的探索上，现代化理论的眼界局限于各国内部“现代性”的成长和摆脱“传统性”的方式，而“依附论”则着眼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而更为宏观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依附论对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挑战，它在理论上否定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被不发达国家模仿的假设，提出不发达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依附论的学者们确实揭露了事实的真相，20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的10年国际发展战略执行的结果表明：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外在的依附关系与内部收入结构的极不平等及其相互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遭到扭曲。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同样的初始条件下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脱钩，自主发展，才能解决这一难题。
依附论的锋芒直指“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批判性，因而弥补了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从总体上看，依附理论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根本原因，是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和现实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不合理，提出了要摆脱依附、走自主发展的道路。这些观点有助于加深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的认识，但是，依附理论把自主发展归结为封闭发展，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国际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则是片面的。他们认为，一切走向现代化的不发达国家，都无可奈何地面临着这种“中心—边缘”关系的生存结构，而这种关系的主动权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它把依附关系看作是一成不变、永恒存在的，过于强调了外部因素，没有找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内部因素。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比：如果说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内因论”，依附论显然是一种“外因论”；如果说经典现代化理论是一种美国思想，那么依附论可说是一种拉丁美洲思想（进步派）；如果说经典现代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过于理想化的话，那么，依附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则过于简单化，参见尹保云著：《什么是现代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并表现了不成熟性。所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从实践上宣告了依附理论的失败，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体系论”。70年代后期，依附理论开始衰退，世界体系论相继产生。
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对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多斯桑托斯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作出了重大修正。\[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页。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
三、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不足而产生的。主要代表人物或创立者是当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杰出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