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两个小人物”因为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受阻，结果居然惊动了毛泽东，他批评“大人物”阻拦“小人物”。10月31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和《文艺报》的错误展开讨论。
胡风由此感到中央正在重视并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他的上书似乎起到作用。
1954年11月2日胡风致曾卓信：
几次听到你关心情况的发展，我理解你的急切的心情，但这是得通过应有的过程的。你看，缺口不是已经打开了么？应该说发展得很快。当然，有“人”乘机捞了一把，那是使人不快的，但大运动中必有这类现象。
我是当作中央亲自提出这个斗争看的。现在，各方面应尽可能准备，在党的原则上一步一步参加斗争，引向党所要求的方向上去。这才是四中全会决议吹到这一线上来的。要相信党。
（《胡风全集·书信》649页）
联席会议连续召开，出于对现实的乐观估计，也受到一些人（如乔冠华等）的鼓动，胡风、路翎在后几次会议上开始发言，而且情绪一次比一次激动，难以自制。
然而，乐观的期待缘于他对于现实的幻想，对于现象的认识也都是他的错觉。正如他以后对朋友所说的，他是自挖陷阱。正是他的不符实际的幻想和错觉，使他将这个陷阱越挖越深。
5.“我们必须战斗”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扩大联席会议的第八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召开。
能让人说的都已经说了，想要听到的也已经听到了。收场的时间已经到了，清算将要开始。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周扬作了著名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很多年以后，人们了解到，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过的。它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1954年12月30日胡风致上海的李正廉信：
这里，一切在微妙中，只偶然听到磷火窸窸的声音，来日方长，要流汗有的是机会。只不过，看一看世界，看一看我们的祖国，看一看这阶级事业的艰巨，“陈叔宝全无心肝”这一句俗话太使人沉痛了。
（《胡风全集·书信》158页）
1955年元旦过后，批判胡风的气势日益加剧。当月，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被摘录成册，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随《文艺报》附发。在这本专册中有一段说明文字：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得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中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事实上，在胡风上书之后，“三十万言书”中的理论部分已经被排印成册，在内部的有限范围中分发。这份内部资料题为《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署名胡风。文前的说明文字是：
胡风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将此件在文艺界进行研究、讨论。这是报告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无法考证这份材料当时分发的确切范围，但这个范围不会很大。从内部分发“三十万言书”的理论部分，到将“三十万言书”的理论部分和关于文艺体制的问题的两部分内容合一，随《文艺报》公开发表，这是一个进程的标志，而从公开发表的专册与内部分发的小册子前的说明文字的差别，也能看出情况的发展。只不过，胡风对这些都缺乏估计。对胡风来说，似乎是形势逆转而下。事实上，形势的发展一直是一个方向的，只是胡风没有认识清楚。乐观已转为无望。
“报告”被摘录公开发表，这是胡风没有想到的。这当然更不是他所希望的。作为上书的文字与作为发表的文字，在写作的意图和写作的方式上都是不同的。何况，摘录发表的文字没有他给中央的附信，也没有上书中第一部分关于他的处境的文字，这就抽去了他提供的背景以及他对于自己动机的解释。这显然使他更陷于不利的处境。元月初，他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2月，进行了修改，又加了一个“附记”，交了出去。希望事情有所挽回。然而事实上，他的这份“检讨”，当时并没有得到上层的认可。直到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的一天，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被同时发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一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
胡风在写“检讨”和交出“检讨”时，和上呈“三十万言书”时的乐观期待完全不同，他只能等待对他的裁决，或者说是惩罚。他已经感到自己难逃一劫，心情是沉重的。他希望将要面临的灾难不要殃及其他的人。
1955年1月24日致李正廉信：
散文诗的心情，在这伟大的时代人是应该担负得起的。我希望你用冷静沉着的心情看待已经发生的、正要发生的事情……
我是要尽一切的可能由我自己担负起来。唯一的限度是想做到不损伤别人和不损伤不能损伤的东西。我只希望把判决落到我一个人身上。至于另一面的问题，有党和历史保证，不是我这个个人所能考虑的。……
（《胡风全集·书信》159页）
他告诫与他关系密切的友人不要为他辩护，并且阻止他人为他辩护，以免受到牵连。
1955年1月26日致贾植芳：
久不通信，想来安好？总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望你用极冷静的极沉着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切不可草率行事，参加讨论，这只有使问题难得处理，有热心的人，也望你代为阻止，不要写文章或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现在这已不是“讨论”，而是“批判”。
你是教书的，能不参加顶好，万不得已时，就可以批判的地方说一点自己的意见吧。
（胡风全集·书信》135～136页）
与他特别接近的人是最容易受到牵连的，胡风希望他们“不要顾及我”，尽量摆脱与他的关联。
1955年2月10日致阿垅：
信收到，对历史的债要还，相信历史，其余一切都是毫不足道的。困难的是，心情沉重，思路迟钝，连书都不大看得进去，理论问题更是无法深入进去的。文已改一遍送去，只希望能发表出来，减轻一点沉重之感，再走第二步。但也难做到罢。……
你，千万不要来。能写，你写点什么罢。……
总之，能写就写点什么，但要如实。不要顾忌我什么罢。
（胡风全集·书信》33页）
类似的信，他同时给武汉的曾卓、上海的罗洛和张中晓都分别写了，特别是对最年轻的张中晓，他连续写了三封类似的信，一再告诫他“要冷静，要忍耐”。也许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年轻的生性敏感的朋友有太多的担心。
对于他自己，他感到：
二十多年的劳动，替自己挖了一个坑，这不知道算是“爬”了出来否。
（《胡风全集·书信》160页）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逆转，而且还正走向可怕的极端。
胡风虽以一种殉道的精神，决心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他当时的日记和书信都让人读到了他当时的心情。然而，他对于以后发生的事又预见了多少呢？那些已被视作为“胡风派”
或“胡风小集团”的人们，又对现实的状态和未来情势的发展有多少合乎实际的认识？
绿原对此作过透彻的分析：
胡风仍然没有懂得当时文艺绝对屈从于政治的实际关系，总以为文艺是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领域，或许可能以自己在其中的诚笃执著求得谅解。因此，他能够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完全错了，但一些具体的文艺观点他总觉得并没有错；或者说，他正是为了坚持这些正确的文艺观点，他才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或者说，他目前为了尽量挽救一些正确观点，宁愿在政治上接受一些过去不肯接受的“大帽子”。正是这样，他字斟句酌地写出了那份沉重的“自我批判”，希望朋友们“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判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所谓“不能涉及的是什么”变成材料可能令人想入非非，其实仍然指是不是为检讨“政治态度”，而把正确的文艺理解这个“婴儿”连同污水一起泼掉了。可叹的是，胡风和朋友们这时都不知道，他们政治上究竟“错误”到什么程度，更不知道政治上一垮，文艺观点的正确与否根本无从谈起。
（《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543页）
所发生的事是超乎他们的预想的，这并不能说，胡风和他的友人们都过于幼稚。他们对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确都缺乏深刻的认识，但他们毕竟都有了一定的资历，也有了相当的成就，他们对于现实的问题是有着很高的辨别力的。他们按照他们的思想设想着应对的态度，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性。胡风希望他的问题由他个人承担，不要殃及他人。他的这种愿望是否有可能实现？此时，还只是二月份，不论是政治上的错还是文艺观点上的错，胡风的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理，还都是未知数。此时，胡风希望自己能“从坑里‘爬’出来”，其他人也未必就还完全没有侥幸解脱的可能性。然而，在所有人预见之外的，也实际上对悬而未决的胡风一事急剧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正是舒芜抛出了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份由其作者精心炮制的“材料”并加上重要的“编者按”，于五月中旬在《人民日报》发表，它斩断了胡风期望“从坑中‘爬’出来”的绳索，还将胡风推入更无望的深渊。
1955年5月，胡风日记：
13日
上午，练拳。
“自我批判”在《人民日报》上加上按语发表，同时发表了舒芜的“材料”。
区政府及军委工作组来量房子，要征用。
上午，练拳。
下午，听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康濯和严文井来。
14日
上午，练拳。
周颖来。
15日
上午，练拳。
与周颖闲谈，玩扑克。
得荷芬信。
胡风的日记到这一天中止了。
5月16日，中国文联负责人之一，也是后来负责整理编辑“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五人小组”之一的刘白羽，带着公安局的人和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签发的拘捕令敲开了胡风家的门。经过一番搜查之后，胡风被带走。几天后，他的妻子梅志也被收审。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张晓谷正在西安上大学，女儿在寄宿学校上高中，家中留下了年近八十的梅志的母亲和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张晓山。
在他被拘捕前的最后几天里，他每天都在“练拳”，练的是太极拳。在如此“从容”的表象下，隐藏着他的失落和万般无奈。
在一个多月前，也即3月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和在日记中几次提到自己“不能思考”甚至“完全不能思考”。
4月间，他开始每天晨练太极拳并开始断烟。然而，他真的能停止思考吗？
从1955年元旦后到5月被拘捕前，胡风在先后给上海的李正廉、贾植芳、张中晓，天津的阿垅等人的信中都告诫友人，必须以“极冷静”和“极沉着”的态度对待“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的事”———胡风受到的批判以及他正在努力作检讨等，是可以看到和感到的现实。然而，“将要发生的事”是什么呢？胡风预见到了吗？
5月11日，这一天距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只有两天，他在给李正廉（上海）的信中说，二十多年来，他替自己挖了一个坑，他的《我的自我批判》“不知道算是爬出来否”。胡风并没有认为（也许他不甘心这么认为）他已经面临难以挣脱的困境，他仍然抱有能过关的期望。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将要发生的事”比他预见到的要严重得多。
他已经无望再争了。几十年来，他在文坛上几经波折，此时他已经被推上了悬崖。5月16日，胡风被拘捕。也就在这前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也在展开。
北京：路翎、绿原、牛汉；
武汉：曾卓；
天津、芦甸、阿垅、鲁藜；
杭州：冀、方然；
上海：罗洛、罗飞、贾植芳、何满子、耿庸、王戎、张中晓；
南京：化铁、欧阳庄；
长沙：彭燕郊；
宁波：孙钿；
西安：胡征；
等等。
相对以后身心备受摧残的二十五年漫长的日子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