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城十一年
1955年5月中旬，胡风被捕入狱。此后，胡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十一年。1966年，胡风被判刑后获准回到家中，但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很长时间。1967年，胡风及夫人梅志被迫离开京城，前往四川。从此，在那里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1980年，再重新回到北京。
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胡风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送入监狱。而进了监狱，他也并没有认为自己会在这里度过他的后半生。他仍然期待着事情的解决，也可以说，他还是认为事情会得到解决的。所谓解决，对胡风而言，并不只是指对他出狱与否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胡风所期待的是中央能转变对他的看法，而确信他的忠诚。也许这需要一点时间，但这时间应该不会太久的。他在狱中曾经几次仿佛看到了出狱的希望，他甚至想象过出狱的情形，也设想过出狱后的人生选择。这些都记录在了他的狱中诗中。
1957年春天，他作了《拟出狱志感》（二首）
一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邪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去囚衣换故衣。
二
感恩重获自由时，对妇偎儿泪似丝。
桶底幸存三斗米，墙头重挂万年旗；
远离禁苑休回首，学种番茄当写诗；
负荷尚堪糊数口，晴穿破衲雨蓑衣。
（《胡风全集·诗》472页）
虽然，此时的胡风对于不久就能出狱这一点仍然抱有乐观的想法，但他入狱的事实以及两年关押后仍然没人理会他的申辩，他心中是失望的。他对于当时的文学界状况的改变也失去了信心。他下决心，如果能出狱，他将告别文苑，而去“学种番茄”。胡风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早期有一首诗就叫《我从田间来》。在经历了在文坛的起伏跌宕之后，胡风也许真的厌倦了无休止的是非论争和人事恩怨，他要“远离禁苑”，过他的平凡家庭的温饱生活。二十多年后他们终于获释而告别牢房，但胡风却没有“远离禁苑”，而是继续写作。命运难料，有时身不由己，有时又情不自禁。
1957年胡风强烈的出狱希望，和当时反右前的“大鸣大放”不无关系。然而，一切都是他虚幻的想象，胡风对于自己的处境和外部的环境始终缺乏准确的估计，直到他获得平反时依然如此。
铁窗下的生活，是很难耐的。不仅是因为孤独，更有一片忠诚却成为祸端的冤屈之情，还有面对四面空墙申诉无门的悲愤和无奈。胡风将他的心情写进了他的狱中吟作的诗中。
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窸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胡风全集·诗》466页）
由于除了写交代材料以外，不允许写其他文字。胡风的这些诗都是自我吟诵而成，为了便于记忆，也是因为胡风对鲁迅的特殊感情，他最初的一些狱中诗采用了鲁迅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
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也许慢慢转化为理性。胡风不再陷于出狱的虚幻想象，而是以作诗回顾着他的经历，思念他的亲人。（这些诗在胡风平反后以《怀春曲》《怀春室杂感》收入《胡风诗全编》出版。）
1966年，在和妻子到达成都之后，胡风向梅志讲述了他的狱中几年的经历和写作狱中诗的过程。
大约在1958年后，同我谈了几百次话，忽然不来谈了。我想，问题该谈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最后处理吧。这时又没有别的事，一个人蹲在这十多平方的房间里，胡思乱想是最糟糕的。虽然已开始给我看报，但是一份《人民日报》从头到尾连广告都看完都只能用几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就只能屋里踱步了。一边走着脑子里就出现许多的诗句。先是自由体的诗，但实在记不住，又没有笔可以记录下来，就改用旧体诗。诗越写越多，我经过多次试验，创造出了一种连环旧体诗，只要记住了上句，就能容易地想到下句。每组分八句或十句，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方法，不过我用字尽量地做到通俗易懂（这像写旧体诗那样用典用古字），让人们一看就能诵读就能懂。而每一首诗（曲）里我都针对着一个人物，这些人物有的是熟人，有的则是我的一些想象。他们就伴随着我度过了这漫长的孤独生活。
（《伴囚记》第12页，工人出版社1988年出版）
《伴囚记》中还写道，看守曾要胡风在监房里编草辫，遭到拒绝；胡风还因为审问者将他比作狗，甚为气愤，反唇相讥。在秦城的十年，虽然精神上有巨大痛苦，但相对胡风在1970年被加刑后的遭遇而言，也许算是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优待了。
胡风被捕后，夫人梅志也被收审。四年后，梅志的母亲去世，梅志被释放回家。办理完母亲的后事，梅志设法打听胡风下落，却是难觅音讯。直到1965年，梅志获准前往秦城探望胡风。在分别了十年之后，出现在梅志面前的依然是不屈服的胡风。
他很平静地走向我，伸出了手，我也只好伸出手，他用劲地握了我一下，之后用闪着光的眼睛望着。是他。仍旧是过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么有力，他的眼光仍那么坚定。
（《往事如烟》第20页，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按看管的要求，梅志向胡风提到思想改造问题，胡风立刻就激动起来：
关于这方面，你最好别过问，这个死结不是我所能解开的！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就自然是文艺思想有问题，那也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同上）
狱中十年，虽然写过无数的交代，胡风也努力从党的原则上去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他始终没有违心地抛弃他的文艺观点。正像他在入狱前对朋友们所说的，要维护最重要的东西———即文艺观点。他用生命在维护，至死不渝。
2．离京流万里
1966年，胡风被判14年有期徒刑，并被允许监外执行。他离开监狱，回到了家中。分别了十多年后，一家人得以相聚。孩子们都长大了，与他仿佛都有些陌生了。然而，能够相聚在一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胡风对孩子们表示了他的感情，他渴望与他们更为亲近，但这还需要时间。他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时间。不久，“文革”开始，胡风被要求离开北京，前往四川。他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但他是一个戴罪的人，他没有可以选择的机会，只有服从。
由于明确了刑期，胡风仿佛看到了事件终结的到来。到达成都后，胡风的心情是比较平静的。此时，“文革”的风暴已经迅速席卷到每一个角落，也当然包括他的监管处，他也必须按照要求，向看管他的人表示对“文革”的态度。对此，他只是说，他与社会隔离，不了解情况，不能说很多的想法。胡风这样说，一方面是基于实际的情况，他确实对于“文革”产生的背景不很了解，另一方面是他自感是一个服刑的人，他希望早日刑满，开始新的生活。
然而，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要求每个人都“触及灵魂”的大运动。一批批老干部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一批批知识分子、文化人视作“臭老九”被批倒。7月，原几乎是文艺界统帅的周扬也被打成为“文艺界黑帮首领”遭到批判。服刑中的胡风似乎也很难置身事外，省公安厅的负责人为调查周扬找胡风谈话，要点就是要胡风揭发周扬。
他接着说，“这可是对你的一次考验。你对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理解的，你可以说说嘛。还有，你和周扬他们从三十年代起就在一起共事，对他们的问题，你可以揭发，甚至可以控诉。这可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你应该表现得好才行呀。”
（《伴囚记》69页）
很快，胡风写出了他的“思想汇报”。其中关于揭发周扬的问题，胡风表示了他明确的态度。
虽然客观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但我再申明一次：对于周扬、夏衍、田汉、林默涵、何其芳、邵荃麟等等人们加给我的各种批评以至判决，我决不说一句解释的话。除非将来受到中央的查询，对于和我有关的实际情况，我也决不提什么解释和提问。
（同上）
交上了这份“汇报”之后，胡风对妻子梅志说：“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艺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的。
真仿佛是“世人皆醉我独醒”。胡风拒绝“揭发”“控诉”周扬，这一态度与当年无中生有“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足以使那些在“文革”中出卖他人以求自保的人自惭形秽。胡风这么做，不是表示对周扬的宽容，他只是遵循自己内心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