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已是风暴狂起，胡风却在这服刑的小院内求得了内心的安宁。在这远离京城的地方，虽说举目无亲，但毕竟与狱中的情形大不相同。而最重要的是妻子梅志与他相伴在一起，使他不再孤独。除了按要求写一些思想汇报，胡风不再作其他申辩。他和梅志在居住的小院内居然种起了番茄，这正应验了他在狱中写的那首诗，“牢房文苑同时别，学种番茄当写诗”，但此时他还处在“监外执行”中，还不能算真正的告别牢房。
时间一天天过去，希望的日子一天天在接近。然而，事情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67年冬天，胡风夫妇接到通知，胡风将要被接走，而且要求尽可能多带行李。这个通知给梅志一种不祥预感。多带行李，意味着胡风不是很快就回来。他将被带到哪里去？胡风则似乎比较乐观。他对妻子说：“你别担心，我没事了。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也许还可以将你接走。”
胡风也许有理由乐观，此时，距离他刑满只有一年多时间，事情已经到了终结的时候了。他刚到成都时，在给老朋友聂绀弩的诗中就写道：“再待何须二十年？”
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与社会隔离，对外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当时，“文革”正起风烟，中国社会处于动荡，甚至有些混乱，一切都无法以常理来推论。胡风这一去，非但没有能“很快回来”，妻子梅志也在不久后被送往偏远的农场劳动。五年多后，夫妻再次相见时，几乎不敢相认了。
3．终身囚徒
1969年底，胡风刑满。但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意想不到的情况，使他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十多年来，一直存在他心头的一丝希望被彻底破灭了。
1970年春节过后，四川省革委会有人来向他宣布：他因在伟大领袖的画像上写反动诗词，被判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无期徒刑，这意味着他将被终身监禁，他将再也走不出这高墙大院，甚至再也没有申诉的机会。无助和绝望之情像灌顶而下的冰水冷透了他的全身。茫茫然中，他被带进了大监———集体牢房，更深更重的精神的折磨正在等待着他。
自1955年5月入狱后，无论是在秦城还是在被遣送到四川之后，胡风一直是被单独关押，单独受审。除了不断地写交代材料之外，他以吟诗默诵冲淡了精神上的孤独。而“大监”对于胡风来说，是一种具有精神杀伤力的环境。他所面对的是一些真正的罪犯，他在这个环境中受到了他在前十几年中从未受到过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
胡风在这个环境里最初缺少戒心，偶尔有人引他讲几句话，他会附应几句，但立刻就成为别人上报立功的根据，胡风因此受到严厉的警告甚至威胁。
由于体力不支，他无法和别人一样去做提水这样的事情，于是被认为是剥削别人的劳动。再冷的天气，他也只能用冷水漱口、洗脸。
胡风当时已经近七十岁，加之长期生活环境的恶劣，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炎和痔疮，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被送进大监之后，不断需要上厕惹恼了其他的人，于是，有向他吐口水的，有向他挥拳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是地狱煎熬，胡风已经承受不了他所面对的这无止境的折磨与侮辱。在一次劳动时，他用砖头猛砸自己的头部，他想击碎自己的脑袋来得以解脱，因被监管发现及时送到医务室治疗，没有危及生命。但残酷的侮辱性的折磨，使胡风的意志力开始瓦解，精神已经濒临崩溃。在转入另一间监房之后，他又一次试图触摸电灯头自杀，但也未能获得成功。此时的胡风开始出现精神分裂症状：他反复交代并加重自己的罪行；他请求处决自己；他甚至有自戕的行为……
由于胡风身体和精神状况的日益见差，妻子梅志从苗溪农场被调回到胡风身边。分别了五年多的夫妻又相聚到了一起。
这时，站在M面前的是一个弯腰曲背、萎靡不振的老头，过去那种气宇轩昂的精神再也找不到一点影子了，倒像是从古庙中走出的一个老乞丐！他用混浊的眼光望着妻子，毫无表情，好像不认识似的，眼睛里也完全没有了过去那种热情和炽热的亮光。M正在审视着这个似曾相识，日夜思念而只在梦中出现的人时，他却突然跪了下来，用哭声说着：“我作孽啊，作孽啊，是我连累了你，你不该到这里来……你可知道你的丈夫现在已被怀疑成十恶不赦的大罪犯，我现在是求死不能啊！你来干什么？……”
（《胡风传》71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这是一次令人撕心裂肺的重逢。这也是挣扎于生死线上的胡风重获新生希望的开始。自这一天起，梅志再也没有离开过胡风，而胡风因为梅志的陪伴，才仿佛又回到了人间生活。
梅志的到来，使胡风终于不再继续遭受大监中的各种折磨。在妻子的安慰和关怀下，胡风从极度的惶恐中渐渐平静了下来。几个月后，他们被安置到一个僻静的小院里，四面高墙，几乎与世隔绝。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久。1976年初，胡风再次陷于精神幻觉和狂想之中，不能自制。他失控的行动甚至危及到妻子的生命。梅志，这个外形柔弱的女性，内心竟有着超人的坚强，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中，没有人给她帮助或安慰，她除了要承受精神的巨大压力之外，还要以极强的耐心安慰精神失控的丈夫。由于她的关怀，也因为她的温情，胡风再次从幻觉中被唤回到现实世界。
生活恢复了平静。
4．新生的希望
1976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唐山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而重要的一件事，则是10月里“四人帮”的倒台。
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离，胡风对于打倒“四人帮”的背景和在社会上的反响并不十分了解，但“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正是三十年代的“狄克”，对于这个人胡风是有所了解的。而王洪文是什么人，胡风从来就不知道，所以，当监狱当局要求他写揭发“四人帮”的材料时，他也只能据实相告。
重要的是，许多情况似乎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看管员来要求胡风写材料，态度明显有了变化，而且一再对他说，不要有顾忌。同时，对胡风的身体也给予了积极的治疗。一度几乎万念俱灰的胡风又被唤起了新的希望。
关于“四人帮”，胡风能提供的材料是很有限的，写出的东西当然不符合要求。不过，不再有人因此斥责他，而是希望他继续写。胡风对“四人帮”的问题似乎并非不感兴趣，他埋头几个月，写出了一份十多万字令监管人员颇感意外的“材料”———《简述收获》。
重新回到文艺的问题，胡风又重现了他的诗人气质和理论家的坚定。他几乎是一口气地往下写，他的思维是清晰的，叙述是诚恳的。从内容上讲，《简述收获》很大程度上是重复了他的《三十万言书》和《我的自我批判》中所讲过的话，这些话在二十多年中始终在他的头脑中，他在狱中也反复讲过。然而，他从未得到过他期望的理解。相反，他说得越多，越是引出更多的罪行。现在，他只是把积压于心头的话倒出来而已，并不是什么新构思。
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胡风的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监管人员向胡风表示，希望他继续检讨世界观问题。于是，又是埋头几个月，胡风又写出了另一篇“材料”———《从实际出发》。这是一篇关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识和态度问题的检讨。这篇五万多字的文章，和《简述收获》一样，很大一部分（如关于文学创作观念）也还是《三十万言书》的继续，但有些地方，如对张中晓说《讲话》被“奉之若图腾”这一点所作的解释，显然是针对“三批材料”中所下的结论而说的。
他所说的是“奉之若图腾”，我也说的是“被当作了‘图腾’”。并不是说《讲话》本身是图腾。“能屠杀生灵”，我也是当作指当时的行情说的。实际上，看当时“一些乱七八糟的皂隶式机械主义式的批评”，我觉得这种过火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到了林彪，尤其到了“四人帮”手里，就不是一个“能”的估计，而是用毛泽东思想大规模地“屠杀生灵”了。今天是应该能够理解这种过火的动机的。
（《胡风全集·集外编Ⅱ》742页）
他还提到关于张中晓的问题。他说：
关于张中晓，过去一再交待过。他给我通信时，已卧病在床四五年，不过二十来岁，我只注意到他对文艺的感觉敏锐这一点。也不能深谈什么。他所说的封建潜力，我以为是指乡下豪绅叛乱说的。他对纪德同感，我没有当作问题。苏联批评纪德是托派，我当时以为是偏了的。纪德同情苏联，但他是法国式的民主主义者，对苏联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看不惯，还是从同情苏联的立场出发的。张中晓当时不理解革命纪律，也类似。我没有怀疑他本人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不知审查结果如何？
（同上）
此时，胡风并不知道，张中晓已在十多年前，即“文革”开始不久，在其家乡绍兴死于贫病交困之中。
这一篇文章，虽说是“检讨”，其中有些表达也确实因为当时客观的处境而有些言不由衷，但胡风在文章中态度是鲜明的，言辞是坚定的。也许是因为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并因此受到了鼓舞，此时的胡风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精神失控时的病态，一个不屈从、不附和的胡风又再现出来。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胡风写了几行字：
录公安部看守所（50年代）中一联补白：
斗胆黑红烦透视，
寸心凉热等重量。
这和他对于自己入狱的处境所说的“心安理不得”一样，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磨难以后，他仍然表明他的赤胆忠心。这是一个令许多人不解的胡风，但却是一个真实的胡风。
不久，胡风夫妇接到通知，他们获释并暂时被安排在成都的四川省革委会招待所住下。大墙外的世界正在召唤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