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晓与胡风———张中晓书信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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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一个身居绍兴乡间入世未深的青年写信给胡风，表达了他对胡风的敬仰之情和对当时文学状况的看法。他就是张中晓。由此开始的张中晓与胡风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加深。后因胡风的介绍，张中晓与当时在上海的负责编辑《文汇报·文学界》的梅林有了联系，为梅林以及当时正在筹建中的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刘雪苇所看重，并终于在1951年底进入新文艺出版社工作。到1955年，张中晓因为与胡风关系上的密切和大量通信被作为“罪证”而成为胡风案中受到打击最深者之一。
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第一批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材料”的提供者舒芜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在解放以前，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不知他这里所指的“集团”中是否包括张中晓？但可以肯定，在五十年代初期，在舒芜、林默涵所说的“胡风小集团”里应当还不包括张中晓。舒芜所说的“集团”成员中肯定包括他所了解的与胡风关系较为密切的阿垅、路翎、绿原等人，但他即使知道胡风的朋友中又多了一个叫张中晓的人，他也不会认为这个张中晓像前面提到的几位那么重要。相反，在张中晓致胡风的书信里，倒是很赞赏舒芜并为他的《论主观》受到批评抱不平的。在“第二批材料”、尤其是“第三批材料”发表时，张中晓已经被视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的“骨干分子”，“第三批材料”的最后一段按语说：“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他为定案者的关注甚至超过了阿垅、路翎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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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至3月，胡风相继发表了他的总名为《时间开始了》的长诗：《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即《安魂曲》）、《胜利颂》（即《又一个欢乐颂》）。尽管，这些激情高昂的诗篇当时在胡风的一位评论家朋友看来是“音调不降低八度，就无法朗诵”，但这些作品和胡风的其他作品一样，还是遭到了气势猛烈的批评。
此时，在绍兴东关，年轻的张中晓为他所尊敬的文学理论家、诗人胡风遭受到的指摘愤而不平，他给胡风写了第一封信。
谁能预想到这对张中晓一生带来的影响？
抗战期间，继《七月》和《七月诗丛》之后，胡风在重庆创办《希望》期刊，身在绍兴的张中晓正是从《七月》和《希望》丛刊中认识了胡风，也从胡风的友人们所编的《蚂蚁》《呼吸》等丛刊中了解了鲁藜、天蓝、亦门（即阿垅）等诗人、作家，胡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编辑思想上，都强调尊重作者的主体性，强调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创作，反对特加的政治概念和创作上的公式化。胡风以及在文学观念上接近的友人们的作品和思想，对当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张中晓显然是颇有影响力的。
四十年代末期，在香港的“左翼”文学界人士对胡风文艺思想大加批判。到五十年代，对胡风的批判已愈加升级。胡风实际上已没有机会发表评论性文章，而他的诗文无论是写新人物还是旧人物，无论是写伟人还是平凡者，一经发表，总是引来一片批判声。张中晓对此颇为反感。这种反感，虽然也有因为文学观点上的不赞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厌恶那一类批评者一出场就是一副“指导家”的姿态。
“《希望》的读者”张中晓向胡风发出的信立即收到了回信。在以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们有了较多的书信往来。胡风对张中晓的信几乎每封必复，这曾经让张中晓感到占用了胡风太多的时间而内疚。他曾在信中对胡风说，不必每封必复。然而，他给胡风的信却是写得十分的勤，有时，晚上写完信，半夜又想起什么事，再接着写，或者是前面刚寄出一信，又有话想说，立即又寄一信。
张中晓对胡风的信赖和敬重之情是不同寻常的，这当然包括在文学观点上的认同，但更重要的还是对胡风坚持文学信念不随波逐流的人格的尊敬。反对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而处境孤立的胡风在张中晓心中显然树立起一个崇高的精神形象。
在绍兴的乡村，虽然，有几个共同爱好的青年组成了一个文学社，但实际上，能够达到思想交流程度的是很有限的。张中晓是寂寞的。自从他和胡风建立书信联系之后，胡风对于他，不仅是一个谈论文学问题的理论家，还是一个可以袒露心胸的长者。他谈自己的文学见解，他更向胡风倾述他的精神感受以及苦闷与爱憎。而胡风对这个年轻朋友从未以师长自居，这两个相差近三十岁当时并未相识的人一开始通信就完全没有陌生感，就像是两个无话不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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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晓在当时书信中流露的是解放前和刚解放这一时段，较为郁闷而颇为偏激的心情。他由生活于乡村中文化偏低的环境而产生的憎厌情绪，后来被认为是对新中国的仇恨。然而，张中晓的信尽管被加以罪名，但事实上，他的信中并不能找到对新中国及政府的攻击之词，更没有所谓颠覆政府的意图。他的情绪和思想的产生多是由客观的环境而引发。绍兴乡村本来就是一个封建文化深厚的地方，而他生活的大家庭当时还有着各种生活中的矛盾，这常常加重他对处境的厌恶。而他又患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就使他备受精神和疾病的双重压力。他因拒绝吃那些乡村中流行的颇有些邪乎的补品而受到斥责；他亲眼看到因为是地主的女儿就备受侮辱……生活中各样伤害人的事，都能引起他的许多感触，然而，即使他厌恶他所处的环境，他却是无奈的。他因此感发的一些带有偏激的情绪或想法，居然都成了有政治图谋的“证据”。
书信表达的心情常常都是即时性的，因此也是丰富的。从张中晓的信中可以读出他的善感的特点，也能看到他的胸怀。他从一位老人的推磨声中听到生活的沉重的声音，他从国家遭受的苦难中感到自己的事其实都很微小，这些细节中的张中晓也还是这个张中晓，他在述说这些具体的生活事实时表达的感情是颇令人感动的。
二十岁的张中晓在给胡风的信中已经显示出他在文学上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在他的书信中，也可以读到他的独到的见解。他对于胡风的敬仰之情，与其说是认同胡风的文艺理论，不如说是感佩胡风的文学精神。这如同他崇敬鲁迅是一个战士有相同之处。他在信中也不时表露过，他对于胡风的理论著作有很多地方还不能全部理解，甚至还有读不懂的部分，对其他的中外著作也常有不解之处，他因此常求教于胡风。他对于作品和文坛上的事表示的看法，既有他的文学见解，更有他对于作家文品和尊严的认识。他还年轻，阅历也还不够深厚。他具有战士的勇气，却还不具备成熟的战士所需要的思想和精神的涵养。他对于执著于文学追求的人在现实中的无奈还缺少理解。他在给一些报刊表示他的意见的文稿中的文辞，表现了他的幼稚和思想上及处世上的浅薄。然而，张中晓性格上的弱点以及他的思想和文学修养上的不足，并不能说明对他的迫害和众多的诽谤就可以有借口和什么理由。弱点和不成熟本来都是可以在他自身不断的充实中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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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期，随着身体状况的相对好转，张中晓希望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他认为自己也许可以去试试做一个历史或语文教师。但却因为他的“固执着个人生活方式”而使求职愿望受挫。胡风认为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做紧张的工作，建议他写写短文换些稿酬以应生活之需。此后，由胡风引荐，张中晓与上海的梅林、刘雪苇、王元化、罗洛、耿庸有了联系，他的第一篇评论也由梅林发表于《文汇报·文学界》，却立即引来了批评。1951年底，由梅林、王元化等推荐，张中晓从绍兴来到上海进入新文艺出版社工作。此时，胡风虽然家在上海，但实际上很多的时间是在北京，主要是被叫去听取对他的文艺思想的批评。这期间，张中晓常去胡风夫人梅志处，了解胡风在北京的情况。1953年8月，胡风一家迁居北京，张中晓与胡风继续书信往来。较之一年多前，此时，张中晓有了相当良好的工作环境，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心情也大有改变。他的书信内容与以前也大为不同，所谈的多是具体工作环境情况，很少有偏激的情绪表露。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时间虽不算长，但张中晓已经成熟和理智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