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现实———记阿垅
胡风案受难者中，有不少人虽历经磨难，但他们在重获自由后，又活跃于文坛，他们不仅以不灭的信念创作出新的作品，还以各自的回忆和对历史的思考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而那些死去的人同样不能被遗忘。这其中，阿垅就是最需要重提的人。
1
1966年2月，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阿垅在已被关押了十年多以后被正式起诉并收庭审。在这场犹如荒诞剧的审判中，阿垅没有对强加给他的罪名再作什么争辩。天津作家林希记下了他曾在“法庭”上目睹的情形。
阿垅的头发全白了，面容上那原有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目光变得凝重。
林希《十劫须叟录》（《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在经过犹如“表演”般的证人作证等各种需要的形式之后，阿垅被判刑12年。
“我放弃上诉。”
“一切事情有我个人负责，与其他人无关。”
说完这两句话，阿垅被带出了法庭。
阿垅的声音很镇定，没有抗争，但却又令人感到是压抑着巨大愤怒，但在不可抗拒的势力面前，他选择了牺牲自己的道路。
如果从1955年5月入狱算起，到1967年5月，阿垅就将刑满。在他被判刑时离刑满只有1年零3个月。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去接受这荒诞的审判？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出狱的希望？没有人知道。
离刑满仅仅只有最后两个月了，阿垅却未能活着走出囚室。1967年3月25日，阿垅病故于狱中。那一年，阿垅六十岁。
1955年5月，已被点名为“胡风分子”的阿垅在被逮捕前夕，曾对来看望他的当时很年轻的林希说：“等运动结束之后，我想集中精力搞创作，写些诗，写些小说，理论问题不好办。”在他说这话十几年后，他生命结束时，他仍没有看到这场“运动”的结束。他终于没有机会再写些诗，再写些小说了。
由于阿垅过早地去世，有关他在狱中的情况，人们所知道甚少。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给中共中央写过一封信，希望自己的“问题”能得以澄清。这封信在阿垅已去世而“问题”还未得到“澄清”时已经转手，最后下落何处，已无从查寻。连他的生命都未能得到珍惜，何况是他写的一封信。
据说，阿垅在狱中的日子常常是面壁沉默。这其中该有多少无奈，多少忧愤，多少期望？
沉默是他的忍耐，沉默是他的抗争，沉默中阿垅终于心力交瘁。
在阿垅去世十多年后，他的“问题”终于如他的心愿得以“澄清”。事实上，无论是对阿垅作为一个人的评判和作为一个作家的评判，所谓“问题”，从它产生始起就是人为制造和杜撰的。由于阿垅与胡风有过较密切的通信来往，阿垅因此成为“第三批材料”中较多的一个。此外，拉拢青年搞“特务活动”也是阿垅的“问题”之一。1955年，天津文联中有积极揭露“阿垅的嘴脸”者，在他的“大文”中“揭发”出阿垅给林希的一封信：
你以为我有“过来”人的资格，不但问我“如何生活”，而且还要以我的意见来决定你那“以后一生的生活”。这重量过大了。而且，从你这封信中，使我感到的，不但是“信赖”的东西，还有“信赖”以外的东西。那么我，与其保持礼貌，不如直抒胸臆，或许对你是更好的。
……首先我要向你说的是，生活是主动的，追求是自觉的，因素是内在的。因此，如果是自己否定自己的生活，那就谁也没有“资格”“决定”这个生活，或者肯定这个生活。
“揭发”者说：“这些话除了解释成为阿垅对侯红鹅的特务拉拢外，还能有什么任何别的解释呢？”
然而，这段原本作为阿垅“罪行”证据的话，却是最真实地向人们介绍了阿垅的真诚的品格。写信人阿垅年长林希二十二岁，这信中简短的几句话，也足以体现阿垅不以长者自居的谦逊。而更可贵的是，阿垅积极鼓励一个当时年仅十九岁的青年以自己的主动性和追求去生活，这种对于人的个性的尊重，不仅是阿垅为人的品格，实际上也是他创作上一直坚持的原则。他的批判者如果不是对阿垅故意曲解，那就是以其庸俗的主观的头脑根本无法理解阿垅的那些其实并不深奥的思想。
除了那些被说成“胡风集团”“阴谋活动”的行为之外，阿垅的“问题”中还包括另一项罪名，即“国民党军官”。据1955年的有关资料，当时报纸上的漫画，在胡风身旁总有一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就是指阿垅。当时有文人名士撰文说：“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而且要是想一想的话。”对于阿垅到过延安而又离开延安，做过国民党军官学校的教官又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历史”，“都不能不发生怀疑”。然而，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就会懂得，富有想象力的推理是构不成事实的。
阿垅当年满怀热情到了延安，后因作战演习中眼睛受伤，被准许前往西安治疗，伤愈后西安去延安的路被封锁，阿垅即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并于其后留任教官，期间为共产党提供了许多情报。后因编辑文学刊物触犯当局，受到通缉，被迫经历了三年逃亡生涯，直至新中国成立。这些简单而又非秘密的“历史”，如果不是先加以歪曲，本没有什么难以澄清的“问题”。
1980年，在天津为阿垅补开了追悼会。在文联所致的悼词中，阿垅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为革命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因受所谓“胡风案件”株连，蒙受冤屈。又说：
数十年来，阿垅同志在文艺理论的钻研和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出版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诗与现实》《诗是什么》等。
“盖棺”所下的定论，推翻了以往强加在阿垅身上的不实的罪名，也肯定了他的“成就”。不过，“数十年来”一说，实在是夸大了阿垅创作的实际情况，从阿垅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到1955年涉案被迫中断写作，阿垅能创作的时间一共不过二十年左右。不过，就在这二十年间，阿垅在文艺理论和诗歌创作上的确“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2
阿垅最让人想到的称号是“诗人”。
诗人阿垅曾以他富有激情的诗作使许多读者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著名的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布，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一直为后人传诵。这首诗写于1944年，但由于阿垅后来的经历，这“白色花”的诗句已被视为作者一生的精神宣言。
阿垅后来的诗论对于诗的艺术有很精妙的解释。但阿垅的诗最能感染人的是作者的精神信念的圣洁。
我不能够以我底眼睛凝视你底眼睛，以这手握你的手；
因为这眼睛注视过一切的色和相，这手接触过一切的物；
我用手抚摩自己的手，而眼睛俯视着尘土的地面；
我要献给你的，只是这我自己，我只是以我的心向着你的心而默坐于殿角。
这首诗写于1946年，是当时阿垅写过的许多爱情诗中的一段。在时代的尘埃中，这些诗因为其内涵情感的纯洁而越发显得闪亮。80年代以来，以阿垅个人作品结集的诗集唯有一部《无题》，是一本仅40页的小开本“袖珍诗丛”，这其中收入的多是阿垅写给妻子张瑞的诗。周良沛先生在《集后》中写道：“在六十年代的新诗中，这样的情诗，可称一绝。”
诗人阿垅还不仅仅是诗人，冀先生就曾以“是诗人，也是战士”来评价阿垅。
“战士”阿垅不仅仅是“以笔作剑”，他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入侵者作战。他直接参加了上海闸北的抗日战斗。他带着他的一排士兵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当主人还是做奴隶的生死搏斗，在闸北弹丸之地坚持了整整73天。10月23日，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右颊，打烂了嘴巴打落了牙齿才撤下来。
冀《诗人，也是战士》（《新文学史科》1991年第二期）
此后，他的抗战纪实的作品集《闸北七十三天》一时广为流传。
单就我所直接知道的来说，在广东的梅县和曲江，在赣南，在闽西的小镇朋友，更无须说在战争时期的文化城桂林，都有人们郑重而热情地传递着阅读这本书。它甚至“非法”地闯上重庆的复兴关和歌乐山。这是四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在香港出版的单行本。
耿庸《写在〈第一击〉前面》（收入《未完的人生大杂文》，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出版）
这部《闸北七十三天》即是后来的《第一击》。阿垅的另一部抗战纪实作品《南京》在全国抗敌文协的征文评奖中获第一。但这部作品在邮寄中丢失。直到阿垅去世后，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一份不完整的底稿，经整理并更名《南京血祭》出版。这部极有历史意义的战争作品由日本作家关根谦1994年译为日文版在日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