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捐官的普遍性，以至于有的商人还备有常见的官衔捐资资料以备查阅。清代有一本《拣选袖珍备览》，以木板做封面和封底。其内有言：“余尝揽捐衔，其内大略有谱。然今事属繁，内中条款其多，诚恐临时不确，故而录此耳。”内文中还列有对皇上等人的敬避字目及捐各种官衔所需银钱数。这种《拣选袖珍备览》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捐官的普遍性和所捐官衔的多样性。
粤商伍秉鉴就是通过花费巨资换取一顶三品顶戴，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命官，进而在对外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的。
外国商人眼中的这位世界首富伍秉鉴为人低调不声张，“天生有懦弱的性格”，甚至“一辈子只开过一次玩笑”。据说他有一个红色的三品顶戴花翎，但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戴一下。对于伍秉鉴真实的性格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但正是由于他复杂的个性，让他成为了十三行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尽管像伍秉鉴一样的商人在发财之后可以通过花钱捐官戴上“红顶子”，但由于中国向来有轻视商业的社会风气，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大商人，无论是晋商还是徽商，都要受皇室和各级官员的盘剥。这是专制体制下，商人遇到的一条普遍的“潜规则”。
因为古代的官商体制是封建社会经济和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它既有专制政治对民间工商业利用的一面，又有专制制度对民间工商业的抑制和控制的一面，商人稍有赢利，它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所以，从本质上说，官商虽为经济体制，但作用却是政治的，即为了维护王朝统治体系的稳定。
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的倾向恰恰相反。洋人政府会极力支持洋人做生意，你没钱政府放款给你，你要越洋做生意，政府就大力发展航海业，能造多大的船就造多大的船，能多先进就多先进，能跑多远就跑多远，还派有军舰保护探险者、殖民者和商人。这也是造成后来中西方商品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商们正是深刻认识到了商人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做事才显得低调、谨慎、不张扬，还不时捐输加固头顶的官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八面玲珑地对待与朝廷的关系。
除了怡和行的伍秉鉴，还有同文行的潘启官，他帽子上都戴有一个白色半透明的顶子，还有一个蓝顶子，但只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戴戴，从不戴着出门，以免衙门里的官老爷因此找上门来，找各种借口向他索贿。
可见，红顶商人手上并不掌有什么实权，而且为了内通朝廷，外通洋人，十三行的商人不仅要给自己买官，还要给家人买各种封号、头衔，不仅男子有封号，女子也有诸多封号。有统计说，伍家的捐款贿赂等高达1630多万两白银，自然，这些金钱为伍家换得了许多官衔与官职。
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顶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清朝的行商们虽一个个腰缠万贯，也顶着三品、四品的顶戴花翎，但这些花巨资捐来的顶戴名不副实，他们不仅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常常是微笑堆在脸上，苦水压在心里，甚至关键时刻连自己的财产和尊严都不能保护。
伍秉鉴和另一行商茂官潘正炜就曾经被官府套上锁链，摘掉顶戴花翎，生命一度遭到威胁。最后虽然侥幸逃脱官府的极刑，但是，经过此番折腾，如履薄冰的感觉提醒他们麻烦与危险随时可至。由此看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环境下的商人要想出人头地就显得更加不易，他们办成同样的一件事，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做事先做势，势成则事成
搞好与官方的关系，只是为怡和行的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但要真正实现伍家事业的腾飞，成为海内外叫得响的牌子，归根结底，还要靠经商者自身过硬的素质。怡和行起初还只是广州一个不起眼的行商，没什么名气，说话也没有什么分量，特别是在外地，许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怡和行。伍秉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就将怡和行迅速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洋行，他有没有独特的商道呢？当然有之。
不但有，而且他的做法，即使现在人看来，仍然是先进的。
不过，绝不是喝花酒、泡花妞之类，而是集中表现在他的做事先做势上。他知道，生意场其实就是势场，做事先要做势，势成则事成。
何为势呢？我们前人善于从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中领悟成事的智慧。所谓的势，就是蓄积起来的力量，比如，山洪暴发、泥石俱下，我们古人称之为“势不可挡”；又如，利刃劈竹，顺纹而下，我们古人称之为“势如破竹”。
《孙子兵法》在《势篇》中有一句话叫做：“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意思是说真正会作战的人是在造势，势起之后，自然会有很多人随气势行事。
《孙子兵法》中又提到：“流水之疾，止于漂石者，势也。”能够使石头漂起来就是造势成功，造势成功之后，很多问题会自然解决。
孟子也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都是在说做势的重要性。把势不对，永远难成正果。
经商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发财，于是不少商人将力气集中用在做事上，便产生了急功近利的倾向，而伍秉鉴与一般商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不急于求成，在别人盲目做事的时候，他能静下心来先做势，“势”成熟了，“利”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就犹若建坝蓄水，虽然前期不仅不能获得收益，而且还要投入成本，但是一旦大坝修好了，就会获得稳固而长远的利益。
当然能做出这样的商业谋略首先要有长远眼光，就如同下棋一样，凡事都能比别人多看几步，从整体上营构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才能克敌制胜。
伍秉鉴在接手怡和行之初，他总是把如何做名气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他认为，信誉就是钱。商业赢利靠商品和服务质量来取得，永葆信誉，才能成功。实际上，信誉比钱还要值钱得多。一个商号有了名气，客户会不远千里慕名而来，而只要有了名气，就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形象做好了，金字招牌擦亮了，做生意才能拿得起、做得开，到时候想不赚钱都由不得你了，这就是所谓实至名归的道理。
在产品质量上，伍秉鉴做到诚信无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以诚待人，讲究信用，不欺骗客户，买卖公平，不掺杂使假，不以次充好，不缺斤短两，不销售假劣产品，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
茶叶是怡和行的主要业务。据《清史稿》记载：“每值春夏之交，以茶商生意为大宗，城内外之开茶栈者共四十余家，各栈伙以及诸色人等应用千余人。红绿茶开秤时，城乡远近之妇女拣茶者约以数千计。”其中就有怡和行忙碌的身影。
怡和行在收购茶农毛茶时颇多讲究：首先，要核算成本，计算出在茶叶贸易过程中所需的炭火、人工、箱罐、关税、厘金、船钱等一切费用，然后才能依据核算的成本，开出收购茶农毛茶的价格。
其次，要讲究质量。一般来说，毛茶细嫩、紧结者为高，精加工后质量较好。碰到死茶、烂茶、断折、红蒂等现象较多的毛茶，怡和行拒绝收购，因为这类毛茶无法加工成优质上品的茶叶。
第三，杜绝假冒。怡和行在收购过程中经常遇到毛茶中掺假或杂以劣质的茶梗、茶子、茶朴等情况，为免遭损失，怡和行总结出了一套鉴别毛茶真伪的方法，并着成文字，示之经办人员。
此外，为了保证茶叶的质量，伍秉鉴专门派人到福建、安徽、浙江等几个主要产茶区监工，从生产、采摘、加工、运输到包装等各个环节实行全程监控，然后用自己的船队把茶叶运回广州，实行生产、运输、销售一条龙，减少了流通过程的中间环节，降低了成本，确保了茶叶的品质。
为了维持茶叶的品质，伍秉鉴还与产地的茶农保持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固定的货源。当一般的契约都签订后，如果外商再想要多订几百箱茶叶，伍秉鉴绝不因贪做生意而随便向不熟悉的茶商进货。因为他通常只向特定的某些人购买某些特定的牌子，而他与这些人已有多年来往，他不希望为了增加数量而损其品质。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只要贴有“怡和行”标志的茶叶都被国外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这等于是给怡和行发了个“全国优质企业”的奖牌，这不但使得伍秉鉴很有面子，而且一般也容易比其他洋商获得较高的利润。
伍秉鉴的名号就是价值，就是品牌，就是品质的象征，国际市场很认他的账。有了这样的信誉，贸易对手就愿意给怡和行预付款，这样怡和行没有呆账坏账，资金周转负担大大减轻。由此一来，伍秉鉴在国际贸易中一路春风得意，曾经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达数百万两银子，成为十三行商人中贸易额最大、商欠最少的商人。
伍秉鉴还广结善缘，与许多国家的市井都创建起私人的友好关系，相互信托，被美国市井称为是一位可靠的商业合资人，所以，都乐于与之合作。以后几十年里，美国商人在中国做贸易，谁也不找，都是通过伍秉鉴的怡和行来做，伍秉鉴的仗义疏财与品牌形象最终转变成滚滚的财富。
尽管伍浩官离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但他的这种精神并未过时，而且在如今这个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种精神显得更为重要。假如一个只知唯利是图，像穆仁智那样一心赚黑心钱，也许会发点小财，但一辈子也成不了“天下第一商”的大气候。
以义取利，义利并举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商人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赚钱，但凡事又要以道德信义为标准，对待商家以诚相待。要知道钱再多都是有价的，信义却是无价的，赔了钱，还可以再赚，信义丢失了，连人都做不成了，还有什么“利”可言？
一个“义”字到了，一切事情也都好办了。
古时候有个《冯谖市义》的故事说明了“义”的重要性：
冯谖被孟尝君收为门客有鱼吃、有车坐、有衣食养母以后，就主动地向孟尝君讨了一桩任务：前往孟尝君的世袭封地薛去收债。到了薛，他向债户宣布，债务全部无条件地免除，并把券契也烧了。他回来向孟尝君报告说：“任务完成了，并给你买回了义来。”这很让孟尝君不满。过了一年，齐珉王向孟尝君说：“我不敢把先王的臣子当做自己的臣子使用。”孟尝君只得离开临淄，到自己的封地薛去。在离薛还有一百里远近的时候，薛地的人民就扶老携幼地在路上迎接他。孟尝君掉过头来向冯谖说：“先生给我田文买的义，今天我才看见了。”由此可见“义”要比“利”更为重要。
十三行行商是最早直接面对外商的中国商人，虽然做的是“陶朱事业”，但都有“管鲍之风”，将“义”放在了首位。在对外商业贸易过程中，他们宁愿赔钱，也要遵守“信义为上，利从义生”的经商原则，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赢取了外商的信任。
孟尝君是为了政治目的市义，而行商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市义，虽殊归却同途同道，两者都希望通过对人的关心，来增加自己所追逐目标的支持面和保险系数。
做生意，买卖双方，天生就是敌对的，这方占了便宜，那方就要吃亏，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能看得长远，懂得吃亏同时意味着占“便宜”的道理。自然，这便宜不是面儿上的，而是需要经过转化。因为吃亏的同时意味着你已经顺便放给别人了一个人情，而人情总是有机会回报的。
行商的许多商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比如，行商之首潘振承坚守以信义为先。当时，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量相当大，中国最大量的出口贸易产品就是茶叶，而且对茶叶质量非常挑剔。潘振承则开了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每年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银两，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退赔的质量差的武夷茶就达1402箱，价值超过10000银元。除了退赔，潘振承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以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让他赢得了人心，从而赢得了市场。
当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项，而被发配伊犁（那里是中亚寒冷的边境地区，这种流放被称为“免费访问冰冷的边疆”），潘振承却能凭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誉，有充足资金让同文行正常运转。
还有广利行的卢观恒都把信义放在生意的前面。有一次，英国商船特里顿号装载从广利行购入的一批生丝，上船后发现部分生丝较为粗糙，于是交回重验。广利行经检验后证实有些生丝质量确实有问题。虽然当时正赶上中国传统的春节，卢观恒仍安排人手，绞练了七八日，使特里顿号能依时起航。
外国商人尽管因为中国规矩之烦琐感到难受，但几乎一致认为，在广州做生意与在世界任何地方一样方便。十三行商人“在交易中既能干又可靠，恪守交易合同，而且宽宏大量”。购买者不签合同，只需出具签有公司名称缩写的纸片，就能换回对方的大笔货款，其他外商惊讶于“世界上还有如此精明和热情的商人”。
当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让外商死心塌地地做洋人生意，自然需要先给他们些甜头，让他们觉得有钱可赚，有利可图。这就是“先予后得”的道理。伍秉鉴就是利用了机会，一举富可敌国。
伍秉鉴承袭父亲伍国莹的商务成为洋行市井，他商业的乐成除了为人诚信、重视信誉、一诺千金的品行魅力外，在经营、质量和信誉上，他都做到了出类拔萃，由此与外商维持了很大的交易量，掌握了巨额的利润来源。
伍秉鉴与外商之间进行贸易交易，通常双方会订立正式的契约，白纸黑字，明确规定了买办的雇佣期限、责任和权利。合同在各有关国家驻华领事馆都有备案，买办与外商的关系受各国领事保护。合同契约是信用的凭证，依照契约办事可以保证双方的利益，让彼此互信互利，更有安全感。这一点颇被外国人称道。
美国商人亨特说：“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伍秉鉴把握了人性中极为复杂的方面，把侠义之心渗入到商业活动中，迎合了人们的浪漫性格，也就自然赢得了滚滚财源。假定一个商人斤斤计较、锱铢必较，按现代人眼光看，符合商人的一般标准，但做出的事也必平庸无奇，总没有伍秉鉴的义智来得光艳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