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一二十年代，恰是群魔乱舞时。新旧军阀交替勾结外敌，为各自之利，刀枪相见，战乱频频，全国处于血雨腥风之中。山河破碎，民族危急，生灵涂炭。鬼哭闹神州，人叫震寰宇。为拯救民族和劳苦大众于水火之中的毛泽东，立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和抱负，走出韶山冲，踏上了革命征程。
这当中，他遇到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和险难。我们的镜头将从这里展开……
不愿“小鱼囿中央”的毛泽东，常同父亲的旧思想行为抗争，遭父亲的打骂
相传在远古时代，贤明的舜帝南巡，来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让人演奏起动听的“韶乐”，竞引来凤凰起舞，后人就把这座山叫做韶山，而被它环抱的一块狭长的谷地就叫做韶山冲了。1893年的岁尾，一个男孩出生在韶山冲的农户毛顺生的家里，按照当地的习俗，孩子出生后三天要“贺三朝”。毛顺生平素很讨厌那些迷信的习俗，但因中年得子，喜不自禁，也就破例操办了“贺三朝”的酒菜，把亲朋请来吃“三朝饭”。也就在这“贺三朝”的酒席宴间，毛顺生恳请一位有学问的宾朋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个十分响亮的名号：毛泽东！另外，还顺应当地当时的习俗，起了一个表字：润之。因为头两胎婴儿都在襁褓中夭折，母亲怕他又不能活下来，便拜一块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毛泽东排行老三，所以大家都叫他三伢子。
毛泽东的父亲出身于贫苦农家，祖辈很穷，没有一分土地。年轻时被迫当兵，积攒了一点钱，回来买了一块地。父亲能吃苦耐劳，又会精打细算，到毛泽东懂事的时候，已经买了二十余亩土地，并抽空做些生意。父亲治家很严，不允许有半点懒惰，对儿子的教育，自然是强硬的。毛泽东刚6岁时，就让他跟着干农活。父亲弯腰插秧，他提着小畚箕送秧苗；父亲翻土耕地，他猫腰收走杂草；父亲挥镰割禾，他挎竹篮拾稻穗……同时还有一项“专业任务”，那就是放牛。此外，才识几个字的毛泽东还要遵照父命学习珠算，给家里记账。父亲就像一个不近人情的监工，让儿子干完这样干那样，容不得他闲着。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品行忠厚，为人善良，待人宽容，常把家里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一些吃不上饭的邻里。毛泽东8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私塾读书。按照父亲的想法，只要能记账、算账、会写书信便可，用不着读更多的书，将来就是好好种地，娶妻生子。读书的机会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个新天地，使他那善良的性格得到了发育。一天，毛泽东开始向母亲提出要带午饭到私塾里去吃，而且每次都带很多。不久，细心的母亲发现，儿子放学回来，篮子里的饭总是光光的。晚饭还是饿相十足的样子，几口就吞进一大碗。对此母亲产生了不安。
毛泽东渐渐地从母亲不安的目光中产生了种隐藏在内心的歉疚，他想起了母亲平时的教诲：“要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莫讲假话。”于是就把事情的真相全都告诉了母亲。原来，私塾里有个叫黑伢子的同学，父亲为了让他能识上几个字，硬着头皮用加三的利息向米铺借了几串铜钿交上了学费。书是读上了，可肚子却没个吃的。毛泽东知道原委后，就每天带饭和黑伢子一起吃，饭后还同他一起拾柴，想把学费挣回来。母亲听了儿子的讲述，脸上露出了笑容。打那以后，善良的母亲在儿子带饭的篮子里，每天都装上足够两个孩子吃的饭，毛泽东也结束了那半饥半饱的生活。
然而，黑暗的现实，并没有给毛泽东的善良与同情带来美好的结果，不久，黑伢子因家境继续恶化而被迫辍学了。望着黑伢子眼泪汪汪地离开私塾的身影，毛泽东惋惜、惆怅，甚至痛恨、愤怒。毛泽东对穷人的疾苦非常同情、关心，而对那些守旧、自私、刻薄的人则极为不满，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
一年秋收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韶山冲的男女老少都奔往自家的晒谷坪上抢收摊晒的稻谷。等毛顺生和妻子好不容易把稻谷遮盖好时，毛泽东却湿淋淋地跑了回来，父亲一问，才知道他刚才是帮助别人收稻谷，气得动手就要打他，嘴里还骂个不休：“咱家的稻谷被雨水淋湿了，你倒去帮助人家收……”毛泽东见父亲太自私了，也很生气，便顶撞了几句，并且声明从今天起以每顿饭少吃一口来补偿家里的损失。母亲像往常一样，心里虽不满意丈夫的处世态度，但方式上总是以劝说来缓和气氛，协调父子俩的矛盾。这种方式大概是最好的，也很奏效，一会儿父子俩就都不吭声了。
旧时代的教书先生，总以暴力手段规范学生，并认为这样才能“棍子底下出好人、出孝子”。旧日的父兄师长根据这个“理论”来教育学生，教育子女。他们认为，触犯了“规矩”，就该受罚：打板子、打手心、罚跪香等。毛泽东是最不守“规矩”的，也是最憎恨这种教育的。有一次，先生打了一个学生，毛泽东十分气恼，就和私塾先生争吵起来，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据理争辩，在先生看来这是向“规矩”和师道尊严挑战，于是就向毛顺生“告状”。气得父亲火冒三丈，大骂之后便是棍子相见。毛泽东不能接受这种无理的惩罚，也不赞成“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孝道，最后选择了出逃的方式，声言要找一个不打人的地方去上学，便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
那时的毛泽东才10岁，没出过远门，也不知道县城在哪里。结果瞎跑了三天，还不见县城的影子。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家里来人找到了他。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在山谷里走来走去，离家还不到8里地。回到家后，出乎意料，父亲的粗暴态度比以前好多了，教书先生也温和了。反抗行为产生了如此效果，也使他从中悟出了道理。后来，毛泽东回顾起这段往事时，还饶有兴趣地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的父亲一心想发家致富，所以他送儿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经营家业。当他发现儿子的思想行为不合乎自己的意图时，就惯用“不孝”、“懒惰“两种罪名来责备，甚至打骂。毛泽东不能接受这些，他13岁的时候就以一种新的方法对付父亲，用经书或父亲自己说的话来反驳。当父亲责备他“不孝”时，他就据理力争，说经书上讲，“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子孝”在后，您“慈”了我自然会“孝”的。当父亲骂他“懒惰”时，他就说：“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等我到您这么大年纪时，力气要比您大得多，做的事情自然也就更多。”就这样，父亲常常无理以对，以后也不再责备他“不孝”、“懒惰”了。
毛泽东和父亲好像两股道上跑的车，父亲叫儿子读书是为了将来“发家”，毛泽东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将来干大事业。一天，毛泽东读了一本名叫《盛世危言》的书，感到耳目一新，眼界一下子宽了许多。原来世界是那么大，别的国家那么富强，我国是这么落后，这是他以前从不知道的，也是从未想过的事。他如梦方醒，一种强烈的读书欲望油然而生：“我要出去读书，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要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父亲常和一些生意人在一起，谈论生财之道，可毛泽东却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生意人。每当这样的客人来了，父亲总要让他倒茶、陪客，他总是设法躲开。有一次父亲很生气，还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下子可把他激怒了，当众和父亲顶撞起来，还宣布要脱离家庭。说着说着，就跑了出去。母亲怕儿子再离家出走，从后面追来，竭力劝他回去。这时，父亲也气冲冲地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毛泽东深知回去准挨痛打，就立即向池塘边跑去，并大声说道：“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投水给你看！”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俩只好进行“谈判”：父亲坚持要他下跪赔礼；毛泽东提出，只要不打我，可以跪一条腿。最后达成了“协议”。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从以往抗争中悟出的道理，毛泽东对不合理的现象的抗争精神与日俱增。
父亲感到无奈了，便渐渐地产生了“崽大爷难做”的苦楚。后来，儿子闯下了“大祸”，他也只好认了。
事情发生在“长沙抢米风潮”之后。当时是春荒接着夏荒，韶山冲里的毛姓家族都处在饥饿之中，都把希望寄托在毛氏宗祠那百八十担稻谷上，只等着族长点头平粜。可是族长一个心眼地想发昧心财，偷偷地把稻谷倒卖给县里的米铺子。毛泽东知道后，当着毛姓的众人面，在祠堂里把族长的所作所为全部抖搂出来，迫使族长退回了稻谷。贫苦的叔伯兄弟都拍手欢喜，可族长却恨透了毛泽东，转而去威胁他的父亲。毛顺生在后怕之余，惊恐地预见到，儿子在小的时候闹过学堂，眼下又闹祠堂，说不定以后要闹公堂！想来想去，决定把儿子送到湘潭的一家米铺去当学徒。毛泽东又一次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提出要到湘乡县的一个新式学堂去读书。这时的毛泽东已经17岁了，他不和父亲顶撞，也不争辩，而是采取迂回的策略。他把村里有声望的老人请来当说客，搬来外婆家的表兄来说情，同时还把自己写的一首诗抄给父亲，表示了决心。诗的内容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父亲见他决心很大，也有抱负，又知道他脾气很犟，不好说服，再加上一些老人和亲友求情，只好由他去了。临走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睛哭得红肿的母亲，望着严峻的脸上流露出依依难别的神情的父亲，心里一阵酸痛。自此一别，毛泽东从韶山到湘乡，从湘乡到长沙，从长沙到井冈……他的脚步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实。
在“驱张学潮”中，毛泽东被定为“闹事首恶”，险些被校长除名
毛泽东于1913年春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里的国文教员和校长，都很称赞毛泽东的文章，说一些中学教员很少能与之比美。这年的秋季，第四师范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他在这里住了五年半（1913年初一1918年夏，因为第一师范秋季始业，他多住了半年），直到毕业。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住校时，有自己的学习计划，除了杨怀中先生讲的课及国文课之外，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他根本不去上课，而专攻自己选读的书。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是品行不正的学生，曾几次决定开除他，都经正派教员的劝阻而未能实施。有一次学校要开除他而没有实行，是因为有名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给说保了。毛泽东那时并没有着重研究数学，但王先生仍很器重他。学校放假期间，毛泽东不回家，留在长沙时，还曾经在王老师家住过。还有一次学校要开除他未成，是因为教国文的袁吉六（大胡子）先生出来担保。袁先生也很器重毛泽东，但起初不赞成他的“梁启超：式”的文章，说那只是半道，要他攻韩愈等唐宋八大家。“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作一篇”——毛泽东后来对人笑说。的确，毛泽东的古文，真是气势磅礴，文笔神采为一般人所不及。毛泽东的姨兄王季范先生在第一师范当学监，为照顾学校各项规则，曾多次劝他上课，毛泽东说：“那我就要向教员提出各种问题，教员答复不出来的时候，他怎么下台呢？”
毛泽东对学校腐朽的校规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对发奋求学、锻炼身体、兼做各种有益活动都
是特别积极的。1915年6月份，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领导了一场驱赶校长的运动。当时一师的校长是张干。此人原本是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由于既能结交上司，又能理解上司的意图，所以很得上司的赏识，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
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从下学期开始，每个学生每月必须交纳10元钱的学杂费。经过了解，这个主意是他们的校长张干向省政府建议的。消息公布后，这项规定遭到了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因为许多工农子弟眼看着有失学的危险。于是，同学们采取罢课的办法，迅速掀起了一场“驱张学潮”。当时同学们拟了一篇驱张文告，只侧重讲校长不该增加学费和校长私德如何恶劣，想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毛泽东觉得仅仅这样不行，没有打中张干要害，就对同学们说：“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并不是反对他做家长，要抓住他把学校办得如何不好的地方来抨击他，这样他就站不住脚了。”毛泽东与同学们商议后，就在一师后山的君子亭亲自起草了一篇4000多字的驱张宣言，其中揭露张干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对上逢迎，对下专横的弊政。这个宣言写得刚劲有力，气势雄伟，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于是，同学们连夜印刷，广为散发，到处张贴，立刻轰动了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们看后无不拍手称快。第二天一早，张干看了勃然大怒。这时有人向张干告密：“这是二年级八班的毛泽东写的。”张干听到汇报后，立即宣布挂牌开除毛泽东等17名“闹事首恶”。这个消息被杨怀中、徐特立等老师们得知后，召开了一个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并且指责了张干这是利用职权报复学生。在进步教师的再三抗议下，张干被迫收回成命，毛泽东及其他同学才免遭除名。可是学生们继续罢课，表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不久，张干便灰溜溜地离开了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组织的驱张学潮取得胜利。
1950年国庆期间，毛泽东在与师长徐特立、王季范、周世钊等人谈起老校长张干时，得知他一直在教书，十分感慨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几岁就当上了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他要爬上去很容易。结果他没有向上爬，没有进入仕途。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谈到驱张学潮时，毛泽东有些自责：“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师范生交10元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当得知张干六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和因要开除毛泽东之事的愁苦心境时说：“对张干这个人，应该照顾，应该照顾。”10月11日毛泽东致函湖南省主席王首道：
“张次伦（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供资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