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夜晚。江西瑞金。
入夜，往日黑漆漆的瑞金县城，今天却灯火通明，喧闹非常。人们拥向街头，手中举着用竹竿和篾索做成的火把，也有人手中提着灯笼。灯笼有红色的、黄色的……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提灯游行”，是为了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团”的成立而举行的。为了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所以庆祝活动在夜里进行。游行队伍从谢家祠堂出发，集中在不远的一块大草坪上，举行联欢晚会，庆祝活动一直到深夜。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中间的图案也是国徽的图案。是在此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等决定下来的。
早在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就作出了“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提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立即响应这一建议，打算在攻下长沙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正式政府。只因二次攻打长沙失利，这一打算落空。
王明上台后，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团”仍予赞成，并力催毛泽东、朱德早日实行。
但是，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团”的计划只好一搁。直至打败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内中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这时，蒋介石暂时还来不及再度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使中央苏区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基本成熟。这样，就择定11月7日为大庆之日。
11月7日这一天，恰巧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会场设在瑞金叶坪松山岗子露天广场上。广场上搭起一座大会主席台，台口顶上会标高悬：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台口两侧彩门式翠柏青松枝叶上，挂着一副对联：
镰刀劈碎旧世界
铁锤打出红江山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幅画像，两边各有一面巨幅的红旗。整个会场布置得既简朴而又庄严隆重。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百多人。项英主持大会。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七人组成主席团。
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大会通过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定这个新型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相抗衡。
代表大会也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这样，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成了这片红区的中心，成了“红都”。
瑞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说古代建县时掘地得金，遂称“瑞金”。瑞金位于武夷山西侧，是一片丘陵。
1927年8月，朱德在南昌起义胜利后，带领部队南下，曾占领瑞金。此后，红军又多次占领过瑞金，不过，占领的时间都不长。到1931年9月红军再度占领瑞金后，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毛泽东于9月28日，到达瑞金叶坪村后，就住在这里。红军和中央首脑机关也驻在叶坪村。小小的叶坪村，一时间成为了红区的中心。
代表大会由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报告》。
11月19日，代表大会选出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那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当时，张国焘不在江西，在鄂豫皖。选举张国焘为副主席，表明新政府不仅统辖江西中央苏区，也统辖全国各红色区域。
这样，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兼总理，亦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以后，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毛党代表”（红四军党代表）、“毛委员”改为“毛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但“主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含义：
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6月19日起，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此后直至他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从1937年8月洛川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接着举行了阅兵式，红军战士排成六个方队，身穿灰色新军装，戴着八角帽，手持钢枪，整齐雄壮地通过主席台，接受新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晚上，举行盛大的提灯游行，把欢庆的气氛推向高潮。
1931年12月1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共同署名，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日子里，虽然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他的心情并不舒畅，因为他刚刚受到一次“高强度”的党内批判。这次批判来自“赣南会议”。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驻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会议由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共苏区贯彻王明路线。
王明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6月22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这时，王明成了名实一致的中共中央一把手，控制了中央领导权。
9月，在王明的授意下，临时中央起草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
要求“苏区的党，在冲破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必须立刻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已得的胜利，更坚决更彻底地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
再一个要求是：在11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苏区也必须在十月革命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这样，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便于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不点名地批判了毛泽东的所谓四大“错误”。
一日“狭隘经验论”、“游击主义”。《决议案》认为：“为使红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十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红军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完成脱离游击主义和小集团主义传统……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
二日“富农路线”。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应给地主、富农以出路，要“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而《决议案》认为：“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被没收土地的以前的所有者，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也就是说“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三日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护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四日“以党治国”。毛泽东建立的苏区最高领导机关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他以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发布命令，不论红军各部队、地方党和政府及各群众团体都可以指挥调动。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此，必须“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批评是错误的。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沉落！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心情郁闷，不久便病了，在东华山的一座古庙里休养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往事时，把自己的错误分为“真错”与“假错”两类。
他说：“第一次肃反（引者注：指1930年底中央苏区肃“AB团”）肃错了人”属于“真错”；“南雄打了败仗（引者注：指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围魏救赵”）是我指挥的”，也属“真错”；还有“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等等。
毛泽东也谈到自己有许多“假错”——“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毛泽东在回忆这“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时，特别提到了：
“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在批评毛泽东“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后，他心情郁闷，不久便病了。
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决定让他到东华山休养一段时间。东华山在瑞金以东二三十里的地方，是一个松苍柏翠的宜人之处。山上有一座古庙，久无僧道。有关部门派人把那布满灰尘的房间打扫一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带上警卫员就住了进去。据警卫员吴吉清回忆，“主席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旁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条边带条子的浅红色线毯，上面是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到东华山休养，随身带上了他必带的那个铁皮文件箱。闲来无事，便打开箱子，把里面已阅读数遍的文件翻出来再阅。有时便细心有味地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情绪好时，还给贺子珍讲解他写的诗词……
因为房子久无人住，阴冷潮湿，天气晴好时，贺子珍就动员毛泽东到室外晒太阳。他和警卫员把铁皮箱子搬到院子里，找块木板和石头搭成凳子，毛泽东一坐就是半天，读书、写字、阅读山下送来的报纸和文件。
毛泽东最喜欢读报，他想通过报纸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大事。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管理员时，就养成了每日读报的习惯，但自从上井冈山以来，很少见到报纸。如今，一个名叫“郑爱群”的人，在福建汀州给他订了几份报纸，通过地下交通线不断给他送来。这些报纸有：《申报》、《新闻报、《工商日报》……毛泽东还教警卫员吴吉清学文化。有时拿出洞箫吹奏起来，排解心中的烦闷。贺子珍和吴吉清上山砍柴、打草，毛泽东有时也参加，遇到老乡总要攀谈一阵，随时进行调查研究。共和国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无公可办，就这样地打发岁月。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时时挂念着山下那新生的共和国的命运。
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地询问打赣州的战况。2月下旬，毛泽东在东华山上处理了一件重要的事，此事越发使他心中不快。
事情是这样的：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陆续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当年，周恩来在天津参加觉悟社时，社员编号，他抽签抽到五号，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谐音“逸豪”为笔名）。周恩来明明在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党”呢？很显然，那启事是在混淆视听，是在造谣！毛泽东当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起草了报告，为周恩来辩诬：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住了五十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3月上旬的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的休养生活。从此，他的心情、身体好了起来。那天，乌云密布，大雨将至。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忽然，值班警卫前来报告：
“主席，两个骑马的军人正朝山上来。”
“是谁？”毛泽东赶忙问。
“看不清楚。”毛泽东出去一看，来人渐渐近了，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项英匆匆而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果真，项英上了山顶，没等歇一口气，便对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一下子就猜出项英的来意。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答道。上次中央局会议，在打赣州问题上，项英和毛泽东持有不同意见。项英上山来请，说明他认识到了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二话没说，立刻表示：
“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送走项英，毛泽东立即让警卫员收拾东西。这时，天空一个霹雳，紧接着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暴风雨来了。贺子珍说：“等雨过了再走吧。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毛泽东迎着暴风雨，打着一把伞下山了。
为了与东路军主力早日会合，毛泽东等夜间冒险渡汀江，闯白区
1932年3月。汀江。
暮色苍茫中，毛泽东带着警卫员吴吉清，打着火把，骑着快马，从首府瑞金出发，星夜兼程，前往西江、小密、黄龙、梓山、于都等地，直奔赣州前线，参加江口紧急会议。
毛泽东在江口会议结束后，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身份随红一军团出发了。3月27、28日，在瑞金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毛泽东提议红军中路军向东发展，攻打龙岩，消灭闽西张贞等军阀，打开局面。会议采纳这个主张，确定由毛泽东率领一部红军执行这一战略。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向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主要指挥员传达了会议精神，接着向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随即向上杭进发。
从江西长汀到福建上杭，要坐船沿汀江而下，有一两天水路，中途还要经过白区，相当危险；而走旱路，四五天才能到达。
兵贵神速。为了与东路军主力早日会合，毛泽东决定冒险夜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