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夜幕垂下来了。江面上乌云密布，风急浪高。毛泽东一行三四十人，来到长汀附近的河田渡口。三条竹篷小船已停泊在岸边，这是长汀县委和随行工作队的负责人事先安排的，每条船上都配有两名船工。“主席，我们还是走旱路吧！”警卫员吴吉清、黄亚堂望着江面泛起的滚滚大浪，十分担心地说。
“不行！”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们走水路，是为了及早和东路军主力会合，夜半时分即可赶到。走旱路虽然没有危险，可是得五天后才能到达，那样会误事的！”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老艄公来到毛泽东面前，说道：
“红军同志，你看！一眨眼工夫，这老天爷就翻了脸。这样大的风浪，不要说是夜间行船，就是白天也是十分危险的啊！”
毛泽东听后，乐呵呵地对老艄公笑道：“老伯，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啊！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么便宜的事上哪儿去找啊！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啦！”
“好！好！好！”老艄公听着这豪迈、幽默的话，胆子壮了，劲也来了，连声说了三个“好”，然后，招呼另外两条船的船工准备好，让红军们上船。随后，又对天说道：“那就靠老天爷成全我们吧！”
老艄公凭自己多年行船的经验，安排毛泽东坐在他那条船的船舱中间，让十多个警卫战士排成一朵莲花样，一瓣一瓣地团团围着毛泽东，然后爽朗地对战士们说：
“小同志啊，舱里一积水，你们就往外舀，明白吗？”
“放心吧，老伯！”警卫战士们齐声答道。“好！开船！”只见老艄公用竹篙猛地一点，小船平稳地荡出江岸。一会儿，箭一般地向江心驶去。
吴吉清抬头一看，竹篷上有窟窿，还有不少圆圆的小洞，一看便知是枪打的眼。看来，老艄公是一位久经枪林弹雨考验的老把式。他不安的心顿时平静了许多。
船到江心，风浪更大了。风声、浪声不绝于耳，小船在起伏的波浪中摇曳着行进。警卫战士们的心都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可是，在大风大浪中，毛泽东却显得那么自然，他坐在那里，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灰布挎包，还不时地同身边的陆定一等人谈着话。
大约走了两个钟头以后，风更急，浪更大了。老艄公大声地提醒大家：“同志们，坐稳当些，要进山峡了！”
“啊，山峡！”吴吉清等人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
果然名不虚传。在这闽西的峡谷，宽阔的汀江，一到这里便进入一个咽喉关卡，两岸的山崖直插云天，黑沉沉的礁石布满狭窄的江面，急流撞击着岩石，激起高高的浪头打了过来，溅了大家满身，把衣服都湿透了。吴吉清赶忙把随身带来的一条毛毯披在毛泽东身上。随后，便挣扎着站起来，想问老艄公有没有危险，不料一个浪头迎面砸了下来，身子一摇，差点儿摔倒，多亏抓住了老艄公那湿淋淋的衣角。可是老艄公却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任凭大浪的扑打，依然紧紧地握着舵把，睁大眼睛注视着前方，用心地听着涛声，辨别着方向。直到穿过礁石地带，他才转过头来问：“什么事？”吴吉清紧张地问：“老伯，请您实话告诉我，有没有危险？”
老艄公拍了拍他的肩膀，十分自信地说：“小同志，你不要怕，山在水在，我这只船就能保你们到上杭。江上的人都知道，山峡难进，现在已进了山峡，往下就不要紧了。”
听到这，大家都松了口气。山峡里背风，浪也小多了，就是黑茫茫一片，阴森森的让人感到可怕。突然，“叭叭！”刺耳的枪声在山谷里回荡。随着枪声，大家的视线立刻集中到一个方向，只见东岸的山腰上，闪现着十几处灯火，像聚成堆的鬼火一样，来来去去地移动。紧接着，西岸山上也打了两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话。
看到这个情景，大家才知道进入了敌人的封锁线。警卫战士们迅速拔出驳壳枪，把身子贴仗在船沿上，做好应付一切意外的准备。并在船上仅有的一处没有水的地方，让毛泽东和陆定一坐在那里，周围蹲着几个战士加以保护。毛泽东让大家把枪收起来，然后不慌不忙地低声说：
“这是冷枪，敌人在搜索情况，我们按兵不动就是胜利。要记住：我们今天晚上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股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啦！”大家听了毛泽东这番风趣而幽默的话，都笑了。
这时，这条小船紧跟着前面的那两只船，贴着岸边的芦苇，飞速地前进。敌人哪里会想到，毛泽东他们就在这茫茫的黑夜里，乘着一条小船在风浪中从他们的眼皮底下过去了！不久，天蒙蒙亮了。大家有些担心，于是焦急地问：“老伯，前面到什么地方了？”老艄公笑吟吟地说，“快到我家一一才溪乡了。”“唔！”毛泽东惊奇地说道：“好快呀！这么说，白区已经过去了！”听说过了白区，大家立刻活跃起来，每个人的肩上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有说有笑地乐开了。
只见万道霞光布满了天空，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江面上金光闪闪，碧波万顷。毛泽东也被这壮丽的景色迷住了，他起身伫立在船头上，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上杭到了。
“老伯，谢谢您。您真是这江上的老英雄啊！”毛泽东一下船，就向老艄公和其他船工致谢。
老艄公一听，笑得合不拢嘴，连连摆手说：“英雄不是我，是红军，是毛主席！毛主席领导红军三打闽西，我们穷人才翻身得解放啊！”老艄公哪里知道，这次夜航，坐在他船上的红军首长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14月7日，毛泽东由上杭来到白沙，同红一军团领导人会合，并于4月10日亲自指挥攻克了龙岩城。4月14日，东路军的主力红五军团赶到了龙岩，如期实现东路军主力的会合。大军相会，主力云集。毛泽东对漳州战役作进一步部署，一场进攻漳州的战斗拉开了序幕。
中共临时中央加紧了对毛泽东的批判。经周恩来力争，恢复了他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指挥红军东征，一举攻下漳州，筹资百万，缴获敌机两架，战绩辉煌。东征告捷，班师回朝，毛泽东不但没有得到肯定，相反遭到临时中央的猛烈批判。胜利者受罚，咄咄怪事。
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是博古和张闻天。他们认为毛泽东“右”倾思想严重，不听指挥。比如在土地分配政策、攻打赣州等方面，都是这样。认为如果让毛泽东继续插手军事，定然妨碍他们的“进攻路线”的执行。博古这时只有25岁。年轻气盛的他，觉得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的重视，又受到王明的赏识，因此他对“国际路线”和王明提出的“进攻路线”的贯彻是不折不扣的。王明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批准他对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他一上任，就给江西中央苏区的毛泽东等人发去一份又一份充满“左”倾错误的电文。1932年1月9日，他又主持中共临时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这就是当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博古并未与毛泽东见过面，一点也不了解毛泽东，但成见颇大。1932年4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邓颖超装束停当，准备启程去江西瑞金。
博古神情严肃地对邓颖超说：“你到苏区后，请转告伍豪（引者注：指周恩来）同志，要抓紧开展反‘右倾’斗争，同时一定要设法让毛泽东同志多管管政府的事，少让他过问军队的行动。这两点意见是中央的意思。”
5月1日，邓颖超经秘密交通线，从上海来到闽西苏区，在长汀见到了周恩来并转告了博古的意见。周恩来十分为难。他在离开上海之前，博古找他谈话时，就让他特别抓好两件事：一件是组织红军攻打赣州或吉安；另一件事就是要他设法让毛泽东专管政府工作，不要过问军队的事。
到瑞金后，周恩来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他认为毛泽东的许多意见，尤其是在攻打赣州、吉安等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周恩来是个组织性很强的人。他想通过慢慢地做工作，使毛泽东转变过来，并对毛泽东的“右倾”、“等待”观念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中共临时中央对周恩来的温和做法不满意。他们采取行动，对毛泽东直接进行指责。
4月25日，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作者署名“洛甫”。
“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枝笔。当时，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极力推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张闻天写的这篇社论，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苏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着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还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簏”是刘少奇的化名。
和其他人一样，张闻天走过的曲折道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称道的是，1990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毫不躲闪地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全文，编者还为此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50年代“左”倾错误的另篇主要文章，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
接着，5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接到临时中央4月14日致各苏区党部的信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信的意见后，在汀州开会讨论。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主义错误”。“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
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进一步批评了苏区的工作。
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不能理解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更不理解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电。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感到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关系”不顺。6月9日，朱德、毛泽东给一、五军团下达班9币赣南的命令，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准备进犯赣南。这样，班师之后，红一、五军团也就不成为“东路军”了。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红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原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总政委的职务就是毛泽东的了。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不设总政委。
毛泽东依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红军诞生以来就突出党的领导，是党领导下的红军，红一方面军怎么能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担任总政委的职务，但他谢绝了。这个总政委的职务是毛泽东的，既然恢复他的职务阻力大，不如不设总政委。
7月21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这封信洋洋一万五千字，除了空话，就是指责，中心思想是“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些话的下面都打了加重号。赣州没有打下来，不承认是中央决策的错误，相反说是“在中心城市我们的工作的缺乏”；批评打土围子，筹粮款，发动群众，训练部队，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是“防守的休养生息”，是“山上的苏维埃理论，以攻打土围子为唯一的任务”。总之，要求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去主动进攻敌人，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来。
收到这封电报，周恩来压力巨大。他把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交副书记任弼时代理，以中央代表身份上前线了。
周恩来来到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与朱德、王稼祥、毛泽东谈了许多情况，在交谈中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分“随军行动”，确实不便。
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于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于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于周恩来。这个电报，当然是周恩来的主见，其他人附议的。所谓“取消政府主席一级”的提法，并不是要罢免毛泽东的主席职务，而是说，在部队中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名义指挥作战，名不正，言不顺。这也是要恢复毛泽东总政委职务的一着棋。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7月29日，又以个人名义再次给中央局写信，指出由他任总政委，必将造成“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最后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有一个条件：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体，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这样，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
副 主 席：王稼祥
彭德怀
毛泽东终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