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才完全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并立即叫人把王虎林找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王虎林一顿后，让他两天内把土地还给宋雨来，并对宋雨来说：“两天后，他还不把土地还给你，第三天，你就到县城何屋来找我！”
接着，毛泽东迅速写出了土改的政策，告诉王虎林：“你带回去，念给全村的群众听，不许改动。要按着这个政策进行土改，错了的要纠正过来。要再出现偏差，拿你算账！”
王虎林神情紧张地说：“回去一定照办，不敢再出现错误了！”
王虎林和宋雨来走后，毛泽东想。“左”的路线不仅存在于军事指挥上，而且也严重地存在于土地改革中。“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也给党的土地改革工作造成巨大破坏，严重地侵害了群众的利益。他期盼着能早日肃清“左”倾路线。
第二天，毛泽东回到了于都县城。月底，他的病还没有痊愈，但因中央苏区将有大的举动，他及时返回了瑞金。来到红都瑞金，他看到的是满目疮痍的世界。毛泽东的心情更觉得有些压抑。大难毛泽东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红色华佗”使他渡过了这次
“广昌失守啦！”“北大门沦陷啦！”苏区人民惊呼着。博古、李德也在暗惊。蒋介石调动东、西、南、北各路大军，一百万人向苏区进攻，而我们红军各种兵力全加上不过十万，对比悬殊！红军内部也出现骚动。
“门户既开，堂奥难保！”敌人在不断地叫嚷着。1934年5月，敌人占领建宁。
6月初，敌占连城，红都瑞金已遥遥相望了17月，敌人分六路向中央根据地的腹心之地展开全面进攻！这时，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粮食紧张，弹药奇缺，红军战士也很疲惫。而“左”倾领导者仍在喊“分兵把口，全线防御！”“你六路来，我六路挡！”“以堡垒对堡垒，顶住敌人的进攻，保卫中央根据地！”紧接着，他们作出了“分兵六路”的部署。
可是，在“左”倾领导者的瞎指挥下，所谓“六路分兵”，一路也没有取胜；“全线抵御”，一线也没有抵住。战场上空洒了无数战士的鲜血……他们怒目苍天！9月，敌人占领兴圩等地。这时，失败的局面已无法挽回了！“左”倾领导者在极度沮丧下，想起“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他们开始悄悄地研究和部署“撤退”的事宜。
9月初，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先后发出了《为紧急调动24万担粮供给红军致各级党支部及苏维埃的信》、《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中央苏区又起了借谷的高潮。百分之九十七的地方如数完成任务！多好、多伟大的苏区人民！1934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了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此文首次公开透露和暗示红军主力即将退却、转移的消息：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关于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中透露了红军主力将实行战略转移问题，1935年秋，陈云以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也谈到了。他说：
9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10月中旬，全部开始西行。有人猜测，毛泽东不知道红军即将开始转移、西征。这仅仅是猜测，没有根据。也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是看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刊载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才知道红军主力将要转移的“内部消息”。这也没有道理。此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一起，而张闻天是知道要进行的“转移”的，这样，他才可能在社论中“微露”天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很好了，张闻天对毛泽东几乎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这样的重大行动，张闻天也一定会告诉毛泽东的。
前方战况吃紧，无时不存在着危险，前方的人都往后跑，而毛泽东对战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赣南省视察，得到了同意，于是他带着随身人员离开云石山，去了前方——于都。
此时，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当时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
毛泽东一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在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作用。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中点的一座县城，傍水而建。毛泽东一行，住在县城北门一条小巷内灰色的砖房，人称“何屋”。那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一共三间房，毛泽东住在左厢房。
“赣南省”是1934年7月才设立的，包括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个县及两个游击区（相当于一个专门），人口不过40万。
在于都，毛泽东一面养病，一面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在为苏维埃运动奔波。他身体不好，又是紧张工作，浓密而长的头发下颧骨高耸，随行人员为他的身体状况担忧着。
在何屋住所，毛泽东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贫雇农座谈会。来了八九十人。毛泽东同他们亲切交谈，询问生产、生活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工作等方面情况。毛泽东结合当前的局势，鼓励他们说：“当前蒋介石准备了80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贫苦工农不要怕，要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后方牵制敌人，打击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呀！生产搞好了才能支援前线。同时，对地主、富农要严格管起来！”另一个是苏区干部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局势紧张情况下，更要注意保持苏维埃干部与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是遭受“左”倾领导者的排挤才来于都的；苏区又遭到蒋介石大军围困，红军面临灭顶之灾；他的身体本来不好，又四处奔波调查研究，做动员群众工作，这样，压抑的心情、对红军的担忧、繁忙的工作……终于有一天，他病倒了！高烧41度！嘴唇破裂，满脸通红，眼窝深陷，昏迷不语，一边三天不吃不喝。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警卫员吴吉清等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得知情况后，立即和刚搬到瑞金梅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接通了电话，报告了毛泽东的病情。张闻天在电话里叮嘱刘伯坚、吴吉清：
“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我这里马上派傅连暲医生，尽快赶到于都去！”
电话接通了，大家悬着的一颗心似乎落了下来。但是又一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不知傅院长中途怎样，毛主席的病情又会有什么变化，又焦虑起来。这位长汀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暲，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同毛泽东的感情也很深。知道毛泽东病危后，心急如焚，恨不得一下子飞到于都。
傅连暲是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的——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到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平时出远门行医都坐轿子。那八口大箱里里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等。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只好由警卫员扶他在骡子的背上慢慢走。星夜兼程，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才赶到于都。
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看到毛泽东的额上敷着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颧骨高突，不由得心里一阵酸痛。警卫员吴吉清轻轻地唤着：“主席，你醒醒，傅院长来了！”
毛泽东慢慢地睁开眼睛，声音微弱地说：“傅医生，你来了。”又闭上了眼睛。傅连暲又一阵心痛！他急忙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给毛泽东量体温，一看，啊哟！水银柱升到105度（即摄氏41度）。傅连暲有点惊慌，极力使自己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就是腹部有点胀。
为了准确判断病情，检查后，傅连暲把钟福昌叫到屋外，向他了解毛泽东病中的情况。
一出屋，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员都围上来着急地问：“傅医生，主席的病怎么样？”
“体温很高。”傅连暲简单地回答了他们一句，就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吃过什么药？”“烧三天了，吃过奎宁片，一直不退烧。”钟福昌回答道。“吃东西怎么样？”
“三天没吃东西了，只喝点米汤。”警卫员说。究竟是什么病？凭征象和自己的医疗经验，傅连暲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肺炎，二是肠伤寒，三是恶性疟疾。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前两种可能，认定是恶性疟疾。判断后，傅连暲觉得原来钟福昌给毛泽东用的药量小，决定加大药剂量，并告诉了毛泽东。重病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微声说：“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接着，傅连呻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两个小时后，又加服奎宁片。
这一夜，傅连暲睡在现搭的木床上，听到文书睡的床板老是格格的响，外屋厅里，也不时有人走动。他心里不安宁，眼睛一合上，不知为什么又突然惊醒过来，侧耳听听对面屋里的动静，有时听到毛泽东的咳嗽声。这一夜，他始终没睡着。
第二天清早，傅连暲见毛泽东醒了，走上前问道：
“主席，好一点儿没有？”毛泽东用手摸摸额角说：“头轻了一点儿。”接着关节地问：“你昨夜睡得好吗？”
“睡得很好。”傅连暲微笑着说了个谎。接着又给毛泽东量体温，40度了，全身也感到轻快些。第三天，一量体温37度，正常了！第四天早晨，傅连暲躺在床上，有人来到他床前，温和地说：
“这几天可把你累坏了吧？”傅连暲睁大眼睛一看，是毛泽东，忙说：“您怎么起床了？”
“我好了。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就把我的病治好了！”
早饭，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大家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他总算又一次渡过了危机。刚能起床的毛泽东，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傅连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10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央军委向周恩来等详细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了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宣布和说明了中央撤离苏区的决定。心情沉重的毛泽东回家看了看爱妻贺子珍和娇儿毛毛，又回到了于都。
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离开于都城，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刘英过了于都河后，遇到毛泽东，她问：“主席，你9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别任务’吧？”毛泽东答道：“是啊，我到于都去的主要任务嘛，就是察看地形。敌人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向我们压缩过来，只有西南方向，也就是于都、瑞金通过安远、信丰一带，还没有敌人主力部队的拦截。”刘英明白了，追问道：“那你是到于都来勘察突围路线和选择突破口的，对不对？”
毛泽东点了点头。
刘英心想，现在红军主力走的，不正是毛泽东选择的路吗？这段回忆极为珍贵，它告诉我们，毛泽东到于都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和勘察红军主i力突围转移的路线，选择突破口！他在政治上的困境、身体极端不好的情况下，仍然为红军的生存而默默地工作着，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的博大胸怀。
长征开始后，由于毛泽东的身体仍然很虚弱，走不了远路，有时他坐着担架。王稼祥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他和毛泽东～样，也坐着担架，一个病号，一个“彩号”。一路上，两人长谈，交流中国革命形势等问题，王稼祥为毛泽东讲的革命道理所折服。昔日的对头，倒成了政治上共识的朋友。能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停止“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王稼祥立了头功。遵义会议，标志着毛泽东跃出了政治生涯中的低谷，排挤和打击已云消雾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此也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