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路线危害的结果是红军和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红军为了摆脱蒋介石的魔爪，求得生存的希望，不得不离开“老家”——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红军沿着人迹罕见、充满荆棘少险阻的路，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踏上茫茫草地，经历了说不尽的苦难：挨饿、受冻、疾病、死亡……他们走过的路，是一条血染的路！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一路惊险迭出，危难重重。不但来自大自然、来自故人，还有来自队伍内部，某种意义上讲，来自内部的险难更危险，毛泽东刚刚摆脱“左”的排挤和打击，又遭到张国焘的武力威胁，使他陷入“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中。
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者打算借机甩掉毛泽东，使他成为“编外人员”
由于“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0月11日，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了中央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也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全军根据这些命令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把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各直属机关编为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把“红星”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以及总工会、团中央和卫生部、后勤部等部门编为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的九堡、云石山等地出发，向于都集结。13日两纵队先后到达于都，休息五天后，又于18日晚，经于都县东门的浮桥渡过了于都河，19日到达于都的畚岭圩，20日到达安远县有合头。21日晚，红一、三军团前锋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后，中央一、二野战纵队在红一、三军团的掩护下，突围离开中央苏区西进。
与此同时，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也从中央苏区各县向于都、安远集结，于10月21日前后，突破敌人封锁线，离开苏区西进。
离开苏区，踏上长征路，毛泽东身穿灰布单军装，臂上搭着夹大衣。马夫老余牵着那匹黄骠马跟在后边。马上驮的是毛泽东的全部行装，马褡子里装着两条毯子，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油布，还有红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
此时的毛泽东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所以为他特制了担架。但他既不坐担架又不骑马，迈着沉重的步伐告别了苏区。
10月25日夜里，天黑沉沉的，毛泽东拄着棍子艰难地顺着山路攀登着。忽然迎面出现了点点火把，每支火把的后面，都跟着一副抬着伤员的担架。毛泽东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一歪一斜地走到一位伤员跟前，轻声问：
“同志，你的伤重吗？”并随手把松开的被角重新掖好。
伤员借着火把的光亮一眼看出是毛泽东，他激动了，声音沙哑地说：“不，不重……”
毛泽东抚摸着他的头：“好好养伤，很快会好起来的。”并嘱咐担架员：“天很黑，路又不好走，要当心些！”
天渐渐地亮了，队伍走得也快了。不一会儿，迎面走来了一帮老俵。他们是从苏区出发给先头部队带路的向导，每个人肩上扛着一条沉甸甸的布袋，布袋里装的是最缺少的食盐。他们老远就看到了毛泽东，喊着：“主席！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慢点走！”
“请老俵们放心，还可以！这一回，你们可不愁没盐吃了！”毛泽东说道。
“是啊！”老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红军打下了新田、古陂，这是最好的战利品呀！”说着，一个个从毛泽东身边匆匆地走过去。
毛泽东转头去，望着老们的背影沉思了一会儿，告诉身边的人员：“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两个小时以后，经过古陂街，来到了宿营地。胡昌保和吴吉清到军委副官处领取供给毛泽东的食品及其他用品。副官处的刘副官正拿着本子发东西，一片忙碌的景象。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给谁领东西？”刘副官诧异地问。
胡昌保回答：“我们是毛泽东的警卫员，领取供给主席的东西。”
刘副官先一愣，然后翻开本子，看了半天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便说：“我的本子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只有博古、王稼祥……”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么办吧！我去请示一下。”
军委副官处的花名册上居然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他成了“编外人员”！
刘副官请示回来说：“毛泽东及有关人员编为三队吧！”说完，发给胡昌保、吴吉清一份打下新田、古陂的战利品。毛泽东是临时补进长征队伍的花名册的！这个临时编成的中央三队，除了毛泽东和十几个警卫员外，其余就是马夫、挑夫和担架员等。后来，这个中央三队才编进军委系统的“红星纵队”。
伍修权、吴亮平等同志后来回忆：有的为“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被俘后牺牲了。何叔衡、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因此而牺牲的。他们最初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的。
长征前的一天，毛泽东告诉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团一营营长吴烈：“从今天起，你们归回国家政治保卫团建制，到邓发同志那里去接受新的任务。”
当吴烈到邓发那里报到时，邓发说：“主席让你们归回原建制，是让你们担负保卫中央红星纵队安全的光荣任务，这是毛主席对你们的信任，希望你们一定要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虽然被“左”倾领导者剥夺了军权，但在局部范围仍能指挥军队，因为他在红军指战员中仍然有崇高的威信和广泛的影响。
关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影响问题，就连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长征前夕，项英和他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他们谈到了毛泽东。李德回忆道：“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尽管在中共高层受到排挤，但谁都不能忽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这是他能走上长征路的重要原因，也是在遵义会议上被重新确定为领导人的坚实基础。
当然，毛泽东能走上长征路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长征前毛泽东跟博古有过默契，毛泽东表示：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误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博古才最后批准毛泽东长征。年轻的博古到瑞金后，虽然排斥、冷落毛泽东，但还没有把事情做绝，对毛泽东保持着一种尊敬中有疑忌、戒备中有容忍、对抗中有合作的态度。他的这种复杂心态，成为毛泽东能够参加长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毛泽东之所以能走上长征路，主要是“左”倾领导者的其他方面考虑。黎汝青在《湘江之战》中记述，带不带毛泽东长征，博古、李德和项英是经过认真考虑的。1934年10月7日夜，在瑞金项英住的一间房子里，他们三人讨论了有关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和去留的人事安排问题。项英告诉博古、李德，一定要“警惕毛泽东”和“注意周恩来”。他们谈到，是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李德、博古本来不同意毛泽东随军长征，害怕驾驭不了毛泽东，害怕毛泽东利用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夺回失去的权力。但他们又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了：
“所以带他西征，”博古对项英解释说，“就是要他脱离中央苏区这个根基……”
如果把毛泽东留下，项英的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就可能当不成，他们知道项英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是败者，毛泽东很可能在原来的深厚根基上重新掌握苏区的权力。
李德和博古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因此，宁愿冒着风险带毛泽东踏上长征路，置于自己的眼皮下。再说，毛泽东在军内无职无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当离开他的“共和国”后也就毫无意义了，他在长征路上起不到多大的作用，相对容易制约毛泽东。可惜他们机关算尽了。
“左”倾领导者出于各种考虑，虽然允许毛泽东随军长征了，但是，毛泽东确实差点儿被取消长征资格！
据叶剑英回忆，长征出发前，对党和红军干部的去留是经过审查登记的，并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分成三类：一类可以随军出发，一类留在苏区，一类杀掉。
当时的去与留，意味着生与死。
红军离开苏区西征后，蒋介石半个多月后才知道消息，他大骂何应钦、陈诚是饭桶，然后，一面调集粤湘大军追堵红军主力部队，一面命令陈诚指挥二十多个师“血洗”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嚣要“荡平匪区”，“掘地三尺”，“格杀勿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一时间，这些灭绝天良的凶残口号在苏区上空回旋，敌人不管男女老少，逢人便杀，甚至连三岁小孩和八旬老人都被称为“共匪”而不能幸免！
据统计：瑞金被杀1800多人，宁都被杀4800多人，于都被杀30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寻乌被杀4500多人，会昌被杀1000多人，广昌被杀1000多人，石城被杀570人，闽西全家被杀的有4万多户，整个苏区，从1934年到1937年，被国民党杀害的约80万人！
在蒋匪的报告中曾这样供称：在中央苏区“清匪”区内，“无不焚烧之屋，无不砍伐之树，无不宰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阊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然而，火种不灭，红旗不倒！留守的红军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坚持了三年多的游击战争，在深山丛林中不断地打击敌人。
不幸的是，在留守突围中，一些党的中坚、精英人物相继为国捐躯了：贺昌在会昌晓龙村被敌重兵包围，举枪殉职；阮啸山在信丰被敌弹击中，壮烈牺牲；刘伯坚突围被俘，后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何叔衡转移至上杭水口镇被地主民团包围，纵身跳崖；瞿秋白在长汀濯田不幸被俘，后也慷慨就义，还有毛泽覃、古柏也都壮烈牺牲！……
如果毛泽东也被留下来，在蒋介石血洗苏区的残暴行径中会怎样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毛泽东站在敌机正在轰炸的浮桥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江面上漂浮着的战士尸体
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仍然没有摆脱蒋介石前堵后追的“围剿”。
如果挣脱这张“围剿”网？毛泽东细心地考虑着。1934年11月6日，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整休，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
这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第一次郑重建议，可是，被“左”倾领导者拒绝了。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向潇水前进。此时，蒋介石十分震惊，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并于11月12日命令何键统重兵“追剿西窜股匪，务希杀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同时还急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
11月1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总司令的何键率湘、桂、黔20个师约40万大军云集湘江东岸的全州、兴安、灌阳这个“铁三角”地带，又令周浑元纵队、李云杰等部由道县、塾禾、临武等地，像拉网似地压来。何键倚仗湘江天险，前堵后追，将红军驱入“铁三角”境内，并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的连绵丘陵间，修筑140多座碉堡，企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之侧。
何键部署完“剿匪”计划之后，蒋介石沉醉在“歼灭共匪”的美梦之中，认为红军“已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为了给何键打气，特意赠给其古代军事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徙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可红军却加速向潇水挺进，日甚一日地往“天罗地网”里钻。
毛泽东心急如焚，立即向中央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这一正确的建议又被“左”倾领导者拒绝了。
红军渡过了潇水，占领了道县。红军已经钻进了敌人设置的陷阱。
毛泽东再次向中央建议：“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柏桥铺、渔寿铺、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胜利。”
这个建议同上一次建议一样，具有改变红军命运的战略性质，改西进为北上，改逃为打，改被动为主动。但是，仍然遭到“左”倾领导者的拒绝。
“左”倾领导者按着既定的方针率红军西进，坚持从桂北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红军被逼到湘江之畔，只好背水一战，再无后退之路了。
面对敌人重兵的追堵，博古、李德等人一筹莫展，望江兴叹。唯一的生路是正面部队硬攻，两侧部队硬顶，后卫部队硬堵，不惜任何代价了！这时出现了一线希望：蒋介石派来追堵红军的李宗仁、白崇禧有了自己的打算。白崇禧想到：“红军的后面，有庞大的蒋介石部队跟踪而来，广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蒋。”他亲自对在前线追堵红军的七军军长廖磊交待：必须在湘桂边境沿线建筑防御工事，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堵击”，对蒋军则必须堵截。桂系的两个军五个师和民团调至全州、界首、灌阳地区布防以后，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自己不能与红军硬拼，怕不是对手，决定让开大路，“送”红军通过。
但是，这一良机丧失了。红军整个部队仍未能轻装行进，带着“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走十几里甚至几里路。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时，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人，有一千多副担子。他们在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保护下，缓慢地于11月29日才到达界首渡口。良机错过了。
敌人已赢得两天的时间调兵和部署。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湘江之战不可避免了！
为强渡湘江，中革军委把强渡地点放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11月27日至30日，红军主力在全州以南的湘江东岸向敌人发起了攻势。总部命令一军团从右翼，三军团从左翼，八、九军团跟进，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夺取全州。
可是，由于敌逸我劳，敌强我弱，在湘江东岸、全州，我军损失惨重，久攻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