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同一天，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针对这次全会暴露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三个问题：高级干部学习问题、党的路线教育问题、党内团结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在谈到庐山这场斗争时，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并再次表示不当国家主席，说：“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了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在谈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泽东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党内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同时指出，党内有些人历来闹不团结，现在还在闹。在这里，毛泽东又尖锐地批评了林彪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的野心充分暴露，企图以发难、起哄的方式达到当国家主席的目的。毛泽东及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给以严厉打击。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林彪一伙公开进攻，以和平过渡方式夺取失败以后，旋即转向秘密活动，策划武装政变。
林彪以和平过渡方式夺权失败后，旋即转向秘密策划武装政变。“联合舰队”杀气腾腾
庐山会议后，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为了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毛泽东采取了“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甩石头”就是在当时的几个文件上加上批陈的批语，让大家讨论。“掺沙子”，就是在林彪控制的班子里（如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挖墙脚”，就是改组当时的北京军区；派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第二政委，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
毛泽东采取的这三项办法，使林彪的势力受到削弱，同时也使他们感到末日的来临，于是铤而走险。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来到苏州，开始秘密策划武装政变。
林立果1967年到空军时，还不是中共党员，却由吴法宪将其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第二年，吴法宪做入党介绍人发展其入党。第三年，25岁的林立果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部长，并宣布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平庸之辈却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林立果，凭借其老子的权势和自身的位置，很快在空军中纠集了一伙死党，他们是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这些人掩人耳目地开始叫“调研小组”，后改称“联合舰队”（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后取的名）。其实质是林彪搞武装政变的别动队。
3月初，林彪把林立果叫去，对他说：“根据现在的形势，需要搞一个武装起义计划。”又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说干戈，委泪对宫娥’，就是因为他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害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被擒。”父子俩谈了一天，最后，林彪又让叶群把保存的“学习卡片”给林立果看。这些卡片中有一类叫作“应兑法”，集中了林彪、叶群多年苦心研究对付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策略。林立果带着其老子的嘱托，到杭州、上海找他的死党开始研究武装政变计划。
3月18日，林立果到上海后，对他的死党于新野、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注意隐蔽、安全”。林立果还嘱咐立即通知周宇驰从北京赶到上海参加商讨。3月20日，周宇驰应召来到上海。
3月21日，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李伟信（743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等“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密谋制定武装政变具体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一个计划。”这样，林立果等人遵照其主子的意见，围绕着一个罪恶行动的密谋开始了。他们认为：“目前首长的实力和权势占优势，但是在起变化。”接着研究了林彪“接班”的三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接班。周宇驰认为，得五六年的时间可能实现，也可能更短。林立果说，很难保证五六年内能接班，这期间的变化很大，“首长的地位不一定能保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一52（他们称毛泽东的代号），实行武装起义”。他们商量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做两件事：写一个计划，让空军办事组建一个“教导队”。这个计划的名称由林立果确定。林立果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定名为“571工程”。
3月22日至24日，由于新野执笔起草的《“571工程”纪要》政变计划出笼了。《纪要》分九个部分，即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纪要》认为：“九二后（指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B一52”好景不长（此时毛泽东已患重病），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很不放心”。因此，“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上先发制人”。《纪要》说：战略上有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战术上的时机是B一52在我们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中。”谋杀手段是：“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一52就范”；“逼宫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策略方针是：“借助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打着B一52的旗号打击B一52力量。”保密纪律是：“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严厉制裁。”《纪要》提出实施武装政变计划的三个阶段：第一，准备阶段，①计划，②力量，③物质准备，④情报保障。第二，实施阶段，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开始进行，坚持到底。第三，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3月31日，为了实施《“571工程”纪要》，加紧改变准备工作，林立果召集一伙死党开会，进行组织分工，确定“指挥班子”。这次会议，林立果称之为“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这三方的头，加上江腾蛟）。也就是说，参加会议者有：王维国（7341部队政委）、陈励耘（7350部队政委）、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江腾蛟（南京部队空军前政委）。
这次会议是在上海岳阳路一幢小楼开的。二楼的一间会客厅里，林立果、江腾蛟焦急地等待着王维国、陈励耘到来。
晚上9点多钟，四辆垂着黑窗纱的小轿车开进黑铁门里，从车上爬出来的是王维国、陈励耘及他们的老婆和警卫。
不一会儿，王维国、陈励耘上了楼，四个人握手相抱，亲热一阵子之后，才落座沙发。一场笼罩神秘而紧张气氛的会议开始了。“各位首长！”林立果开口说，其他几个人赶忙说：“林副部长，你才是我们的首长！你是中国革命第三代最可靠的接班人！我们永远是你帐下的小战士。”26岁的林立果，听到
林立果提高嗓门激动地说：“目前，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接班人’问题，现在有股反对林副主席的逆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就借揭发陈伯达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抓住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不放。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当然来头不小！”“军委办事组这帮老总也是脓包蛋！黄永胜做梦都哭着喊林副主席救命，李作鹏夜里在地上打滚。吴法宪这个草包司令，要跳楼自杀，被他老婆拉住了。邱会作表面上镇静，心里也在打鼓。所以林副主席对我讲：‘你不要上吴法宪的破船，也不要上叶群的破船，要自己干。’现在，用枪杆子保卫林副主席的责任已经落到我们的肩上！”
江腾蛟接着说：“现在斗争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这不是什么路线分歧，是权力之争！他们就是要抢班夺权，逼林副主席下台！我们也很明确，就是要针锋相对，以枪杆子来保卫！”
陈励耘附和地说：“对，我们一定要保卫接班人！”
王维国也应声说：“我们去冬今春就提出了‘两保卫’的口号，提出了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和最高副统帅地位。”
林立果增加了几分杀气说：“对！我们要用我们的枪杆子，来对付他们的笔杆子，看到底谁厉害。”接着，他语言和神态有些平和，说：“总的来说，现在斗争的特点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斗争的核心是争夺领导权问题。我们要加紧做好准备。首先是要团结一些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了力量才能和他们干。其次，我们虽然是空军，但要注意加强地面武装力量。上海要成立一个‘教导队’，对外用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选一些可靠的人，多配汽车、机枪，增加机动能力，必要时作为骨干力量。”
王维国有些疑惑地说：“人好办，地面武器怎么办？”
江腾蛟有主意地说：“我们可以在上面给你们调一点，你们也可以自己生产一点，还可以把飞机的枪炮改装成地面武器。”
林立果最后作了布置，说：“飞机也要进行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高炮要训练平射打击地面目标。”“今天的各项任务要落实。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反复，我们要有应对反复的准备。”接着他命令于新野：“你马上把周建平接来！”“以后，你们几个人要互相支持，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接着又指着江腾蛟说：“他是你们的老政委，由他负总责。咱们这个会，就叫‘三国四方会议’。”
会议结束后，林立果一伙紧锣密地实施政变计划。
4月初，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组织“新华一村教导队”，实际上是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敢死队”，整日进行搏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和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
在广州，林立果指使广州民航局政委米家农组织“战斗小分队”，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等，还规定了严格纪律。
林彪让林立果、周宇驰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几个秘密据点，备有各种器材装备、枪支弹药。
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去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飞往广东深圳沙头角，越过规定航线，察看九龙的地形，为林彪在必要情况下去香港指挥做准备。他们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并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水面上进行驾驶训练。政变计划在紧张地实施着。
毛泽东的南巡，使林彪一伙感到末日来临。于是，开始了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为了把林彪一伙的阴谋公诸于天下，毛泽东进行了南巡，向沿途党政军领导人打招呼。林彪一伙感到末日来临，急于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并准备在南巡途中对毛泽东下手。
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像一颗颗炮弹飞向林彪一伙的头上。
1971年7月，一个消息使毛泽东产生了疑惑和预感。熊向晖告诉毛泽东：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没有听到关于黄永胜、叶群、吴法宪等人所犯错误以及检讨的文件传达。毛泽东立刻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南下与沿途党政军领导和有关人员打招呼，让党内和军内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活动。
8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启程，向南方驶去，开始了不寻常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在武汉停留十天，8月27日至9月2日，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了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并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字斟句酌，语言锋利，单刀直入。他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指林彪和陈伯达）。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严厉而直接地指出。
毛泽东点了林彪的名，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突然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指叶群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他又进一步揭露了林彪的内心世界：“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实际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万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日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谈到对庐山会议的看法时，他又说：“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知道，这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