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9点，接到通知的人陆续到了。只有鲁珉没有到。王飞说：“时间到了，不等了，现在开会。”他把周宇驰在小楼里说的话重复一遍：“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在那另立中央。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
房间里一阵短暂的骚动，接着是沉默。
这时，鲁珉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他们围绕着“护送”黄、吴、李、邱到广州这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并考虑到了行动的各个环节。
在确定南逃人员名单时，他们考虑了数量。人太多行动不方便，太少完不成任务。但一定要可靠，宁缺勿滥。
接着，王飞提议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他任组长，大家同意了。然后，分成四个小组，共同负责黄、吴、李、邱的安全。
会议期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出九五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两支，子弹200发。然后分发给每个人。
最后作出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不能回家，马上到西郊机场，开始执行任务。
林彪这伙死党，不愧是一批有经验的参谋部工作人员，考虑得如此周到、细致。但是，这个黑会刚结束，林彪南逃的计划就败露了。
9月12日晚10点30分，周恩来主持一个小型会议，正在讨论将要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一位秘书走到总理身边说：中央办公厅转来了“告急电话”。
这个电话内容是林立衡报告中央办公厅的：“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总理拿起话筒。只见他清瘦的面容愈来愈严肃，两道剑眉竖立起来，说：“什么？……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副主席逃跑？……去什么地方？……部队的同志怎么看？……他们还弄不清是真是假？……”
一会儿，周恩来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林立衡的第二个报告：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林立果下午坐着来的。
对林彪一伙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活动，周恩来十分清楚。这件事引起了他高度警惕。他思索片刻说：“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不要鲁莽行动。”
紧接着，他拿起电话问吴法宪：“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绝对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周总理对吴法宪的回答并不满意。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告我。”总理放下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总理让李作鹏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李作鹏报告：“我问了山海关机场，今天晚上，去了一架三叉戟，现在还停在那里。”
吴法宪报告：“我问了胡萍，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去了，是改装后训练试飞去了。”
总理严肃地说：“是试飞吗？既然是试飞，立即飞回来！”
吴法宪又狡猾地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这又是一个疑点。
周总理的口气更加严厉了：“那架飞机修好后，马上飞回来。”“飞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回京。”
紧接着，周总理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一个命令：山海关那架飞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李作鹏十分敏感，林彪乘坐的飞机要四个人联名的批准，这是从来没有的。“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周总理批准才能放飞。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耍了个花招：拿起电话，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负责人说：“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部长和我的指示，我们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放飞。”
吴法宪的脑子里不断回荡周总理在电话里的声音，感到十分恐慌。他让秘书把胡萍找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原来胡萍正躲进一间电话室给驾驶256号飞机在山海关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打电话，告诉总理正在追查256号飞机的事，让他统一口径，说飞机出了故障，不能马上飞回。
潘景寅放下电话，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周宇驰。
11点半左右，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知道周恩来追查飞机一事，一片惊慌，收拾东西准备外逃。同时，林彪告诉叶群：“马上给总理通个话，稳住他。”
“总理呀，有件事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想调架飞机。”叶群在电话中说。
“你们调飞机了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叶群的回答，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
林彪一伙放弃了第二套方案：南逃广州。转向实施第三套方案：叛国外逃。
在林彪办公室工作的许多局外人，早就意识到他们要叛国外逃。回忆起来，从9月7日起，就进行了准备。
9月7日，叶群就叫人从北京带到北戴河一本《俄华字典》和《英华字典》，并让倪参谋介绍蒙古有哪些大城市等问题。
9月8日，周字驰向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尚局长要了一张航线图。
9月9日，周宇驰让雷达兵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搞一份“三北地区”雷达探测图和开关时刻表。又让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技侦处王永奎搞一份我国周围各国电台的频率表。
9月11日，叶群让李文普搞一份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
9月12日深夜。北戴河的59号楼里，林立衡、张副团长正在跟北京通话。
楼外二十多名战士紧张有序地排成一队，准备执行“紧急任务”。
去山海关的公路上，一辆吉普车在疾驰，车里的警卫副大队长奉命去山海关机场执行控制飞机起飞任务。
一辆红旗牌轿车也向山海关方向驶去，里面坐着林彪、叶群、林立果和警卫秘书。汽车以每小时120公里速度行驶，把尾追的吉普车远远甩在后面。但在快到山海关机场时，却被先派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
13日0时18分，红旗轿车冲进了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旁边，没等停稳，他们顾不上登机梯子放下来，就攀着驾驶室的小梯子，拼命往上爬。
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披头散发，跟了上去。林彪的秃头顶着叶群的脚往上爬。
他们刚上去，机组的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员还没有来得及登机，机舱门也没有关上，机场的滑行灯也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
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坏了机翼上的玻璃罩……
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没有送行场面，没有生活用品。
叶群的头巾、手提包丢下了。
大批珠宝等珍贵物品扔下了。
窃取的大批绝密文件也没有带上去……
13日0点左右，周总理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北戴河8431部队报告，林彪一伙动身向山海关机场逃窜。
周总理给吴法宪打电话，下了两道命令：
“从现在起，不准任何飞机飞进北京。”
“全国的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不准起飞。”
周总理放下电话，立刻驱车从人民大会堂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
北京军区空军的全部雷达奉命开机观察。情报迅速准确地报告空军指挥室，然后转报给周总理和毛主席：
“0点32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
“0点43分，航向290度，飞机距机场55公里。”
“0点46分，航向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
“现在飞行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
周总理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发出命令：
“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雷达监视着夜空，追踪着逃窜的飞机。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电波传到256号三叉戟飞机的驾驶舱里。
一分钟、两分钟，……
256号飞机没有回答。
吴法宪（派去“帮助”他的杨德中同志在身边）电话报告：“总理，那架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飞了，要不要拦截？”
毛泽东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沉思片刻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是啊，在许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当时，如果把“副统帅”打下来，国际国内将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13日凌晨1点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的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
林彪叛国出逃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256号三叉戟飞机坠落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
从飞机起飞到坠落，共飞行118分钟，飞行1080公里。起飞时油箱内存油12吨半，飞机在3000至4000米的高度飞行，每小时耗油5吨。飞机存油还有2吨半，还能飞行二十多分钟。前方60公里处就是蒙古的一个军用机场，只有几分钟就能飞到。可是，由于驾驶员潘景寅紧张，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没有导航，他并不知道前方60公里有军用机场。摆在他面前的是南北长3公里的一片开阔草地，是一个理想的迫降地，他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由于没有副驾驶，在迫降时没有打开减速板，也没有使用减速的反推力装置，造成飞机迫降速度过快。强大的冲击、摩擦力使飞机油箱破裂，机身解体，机上的人员全部被甩出去。燃烧的草成为一条火龙。
根据专家对现场情况的分析，中蒙双方当时都作出这样的判断这架飞机是在迫降后着火爆炸的。
九具残缺的尸体，横七竖八地抛散在距主机50米距离之内。
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烧焦，面部不清。但根据死者身上及附近的遗物，如工作证、电话号码本、服装等验证，从北向南编号为：
1号尸体是林彪的汽车司机杨振刚。
2号尸体是林立果。
3号尸体是刘沛丰。
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
5号尸体是林彪。
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
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
8号尸体是叶群。
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
9月16日11时，在距离飞机坠落现场约一公里的无名高地上，挖了一个长10米、宽2米、深1米的大坑。九具面目可憎的尸体，被装入棺材，并排合葬在这个大墓穴里。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根据中蒙外交人员多次协商后，按蒙古习俗选择墓地下葬的。
没有哀乐，没有悼词，没有花圈，没有黑纱……异国的黄土，掩埋了林彪一伙的野心。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叶群为了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曾发誓共同奋斗。林彪把田汉同志的名剧《关汉卿》中的一句话改了几个字，题赠叶群：
发不同青，心同热。
生不同衾，死同穴。
叶群回赠林彪：
教诲恩情永不忘，
他年定随到黄泉。
他们的野心同他们的尸体同葬于异国，他们实现了一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