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进入了老年阶段。他年迈体弱，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常患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病痛的折磨中，尽管如此，他依然为党为人民操劳着。1976年，无论对共和国还是对毛泽东，都是一个多事之秋。似乎谁也离不开谁的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周恩来和朱德先后逝世，他再也经受不住精神打击了，病情也逐渐恶化，这时的毛泽东常吟诵着《枯树赋》，道出了此刻的寂寞和悲凉的心态，也预感到自己快要去“见上帝了”。他一生遇到许许多多险难，但都化险为夷，可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是无法抗争的，他于1976年9月溘然而去。
年迈体弱的毛泽东，常患疾病。一次，他突然休克，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1970年夏，毛泽东住在中南海内一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这里环境幽静，既可游泳又可办公，是毛泽东工作、生活、锻炼之处。
这处建筑，是建国后为中央领导同志游泳而修建的，包括室内和室外两个游泳池。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旁，一间供临时休息的、不太大的房间里。此处还有一间大厅，里面摆放着藏满书的书架，是毛泽东会客、读书、工作的地方。
当时的毛泽东早已是古稀之年。77岁高龄的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红光满面”，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但他的头脑依然那样清晰，思维那样敏捷，谈吐那样侃侃。
他担任着党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等职务，仍然日理万机地为党为人民操劳着。除非有重要的外宾需要接见，他才去人民大会堂或者去钓鱼台，平时，就在“游泳池”办公。那时，他主要与文件打交道，工作之余，阅读书籍。他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工作也显得比较单调。此时，找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较少，和家人接触也不多，一切又显得那么孤独。
他与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军委的联系，主要是同周恩来面谈，或通过电话与信件的方式进行。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是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面见毛泽东的主要机会。
每到初冬初春时节，毛泽东总是和那些体质弱、抵抗力差的人一样，爱生病，不是感冒就是肺炎，而且病得都很重。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是极其保密的，特别在病重期间，在宣传上依然说他“健康”、“神采奕奕”、“精神愉快”。因为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密切相关。他的健康状况，在很小范围内的人知道，病到什么程度，知道的人则更少了，几乎只限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这时，对于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休息和积极治疗，而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难以做到的。他仍然要工作，仍然要吸烟，又不大信医，使病情发展为大叶性肺炎。
自信是毛泽东的一大性格，就是在治病方面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大相信药物在治疗疾病中的作用，而相信自身的抵抗力，认为得了病，总是可以抗过去的。这对于那些体质好的青年人来说，在有时候是可以做到的，但对毛泽东的当时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的，所以病的时间较长，受尽了病痛的折磨。他阵咳不止，夜不能寐，也不能卧床，只有坐在沙发上，偶尔打个盹。这时，张玉凤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从事保健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不分昼夜地照顾和护理毛泽东。她们想出了各种办法，精心照顾，加上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及毛泽东后来的积极配合，使毛泽东的病情一天天好转。
毛泽东这次病重，江青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并不知道。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很好的，怎么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无理地批评了许多人，指责了许多人。江青不大关心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很少来看毛泽东。后来，毛泽东动情地说：“你也不体谅我，我八十岁了。”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
由于肺心病以及严重缺氧，毛泽东突然休克，连他身边工作的人都始料不及。面对此状，在场的人一片惊慌，不知所措。
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这一情况，立即打开游泳池从来未打开过的一扇玻璃大门，连声叫喊：“快、快、快来人！”
张玉凤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呼叫，几个人一起跑到毛泽东会客厅（当时已成卧室和治疗室）。给毛泽东看病的医生也到了。吴旭君慌忙向医生报告说：“摸不到脉了！”可能是她极度紧张的原因。
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很安然。
一场抢救开始了。主治医生口述需要注射的各种药物，护士长吴旭君复述一遍药物名称后，再往针管抽药注射，一针又一针……
抢救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一位年轻的心脏病专家轻轻地扶起毛泽东，并不停地捶着他的背部，连声呼叫：“毛主席，毛主席……”张玉凤也帮助捶背，急切地叫：“主席，主席……”
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门口，周恩来的小轿车停下了。周恩来许久下不了车，双腿挪不动，下车后又迈不开步，太紧张了！周恩来到抢救现场，要求抢救人员要全力抢救，并激动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他深知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张玉凤想，这是周总理发自内心的话。当时的形势并不好，林彪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还没有向全国人民公开。“四人帮”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跃跃欲试地在抢班夺权。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人民群众和各级领导都没有思想准备，周恩来确实难以驾驭形势。
经过紧张而有序的抢救，毛泽东醒来了。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一切，有些愕然。刚才发生的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好像睡了一觉。”得知自己刚才休克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
在场的人看到毛泽东醒来，像孩子似的那样高兴，听到毛泽东幽默的语言，都同声地笑了。一切又那么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汪东兴请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说：“谢谢你们。”并亲切地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去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同志？”
毛泽东看看大家，又看看周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能添麻烦。”江青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为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不过确实是这样。
毛泽东康复后，同医务人员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十分深，为了答谢参加医疗抢救的人员和其他服务人员，他自己掏钱请大家吃饭。这顿饭，破例由人民大会堂师傅做的。遗憾的是周总理由于工作忙抽不出时间和大家一起用餐，后来抽时间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事后不久，江青知道了毛泽东这次病重情况，不但不感谢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和其他同志，反而欲加其罪。
原来，在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这些药物都有副作用，一旦出现意外，可不一般。使用抗生素是抢救的必备药物，事实上成功了，尽管如此，江青还诬蔑医生说：这是谋害毛泽东。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批评了江青，说：他们跟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我的病，我知道他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同志。毛泽东的话，免去了参加抢救的医生们一场灾难。
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首次外泄
1972年1月休克后，毛泽东的病情在加重。但这消息仍是国家的最高机密。2月以后的情况则不同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后，新闻媒体就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访问报道中，改变了以往的词句。张玉凤回忆说：“我们的新闻单位在有关毛主席会见外宾情况的报道中，较为客观地报道了这次会见。报道说：‘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并同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我注意了，这次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之类的词。”
1972年2月21日，是揭开中美关系新一页的重要时刻。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此日访华。对这样重大的外交活动，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做了周密的安排。
为了使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能穿上合体的衣服和鞋，张玉凤和吴旭君等服务人员也忙碌起来。她们商量为毛泽东制作衣服，但主席在病中，师傅们不可能为他量体裁衣，只好找出平时常穿的那套“毛式”服，拿到北京红都服装店，请他们给放大些。服装店的师傅赶做好后，由张玉凤和吴旭君给主席试着穿。有了衣服，还缺少鞋子。毛泽东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都穿不了，又为他定做了两双圆口黑布鞋。
毛泽东虽然在病榻上，但他还清晰地记得尼克松抵达北京的日子——2月21日。他不时地问身边的同志，尼克松到达的具体时间和抵京后的情况。工作人员出出进进，把随时得到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周恩来为尼克松一行举行欢迎午宴后，贵宾们刚回到宾馆，毛泽东临时决定立即会见尼克松。这时，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才刚刚四个小时。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是尼克松访华期间的一项重要日程，但没有定安排在哪一天。可是，谁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要求会见的这么快，这是所有工作人员始料不及的。这就为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安排带来了一些难度。首先，整理会客室的任务很艰巨。在毛泽东生病期间，这间客厅就成为他的卧室和治疗室，一张大床，还有各种物品，一切都那么零乱，需要整理。毛泽东生病一个多月，衣冠不整。他的头发很长，胡子也好久没刮了。
毛泽东平时就不大讲究外表，所以他只让理发刮脸，别的事就无所谓了。理发师是一个技术很熟练的人，很快就理完发，刮光脸，然后再搽上头油梳理一下，又换上新做的灰色“毛式”衣服。大家熟悉的领袖形象又出现在面前，除了浮肿和有些虚弱外，别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这时，周恩来立即找基辛格：“毛主席想见总统，请你一同去。”
1972年2月21日午后，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了来访的尼克松、基辛格和随员洛德先生。
当客人走进门时，张玉凤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让站起来，和客人们互致问候。
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定会晤时间为一刻钟。可是，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毅力和清晰的头脑，加上讨论内容的吸引，会见延长到一个小时才结束。
会见时，周恩来一直注意看主席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对延长会晤时间，他心里有些担心，但也为毛泽东的意志和毅力所折服。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来陪客人走到门口。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慢慢地往前移动。
此时的尼克松十分清楚地注意到：这位风度翩翩的伟大人物，确实病得很重，但他的精神十分饱满。
毛泽东在向尼克松告别时说：我的身体一直不好。
尼克松说：“不过你的气色很好。”
毛泽东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几乎失明使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
1974年春天，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这是后来确诊的结论。开始，毛泽东就是觉得看东西模：糊，借用放大镜阅读文件也十分吃力。他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也没有想到那么严重，总认为过一段时间会好的，因此嘱咐张玉凤不要将此事外泄。
可是不久，毛泽东双目失明。
他震惊了，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毛泽东虽然一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度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看送给他的文件、报告、信件，未经他本人指示，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翻阅，他的亲属和子女也不例外。毛泽东的保密观念极强，这也是他多年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徐业夫。由于徐患重病住院治疗，秘书工作（开始只是收发文件）由张玉凤代理了。1975年初，经中央研究同意，正式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由张玉凤代替毛泽东阅读文件、签署意见只是权宜之计，必须想方设法为毛泽东治疗眼病。
1974年7月，中央决定毛泽东外出休养、治疗。8月在武汉东湖宾馆下榻。请来了当地眼科专家为毛泽东会诊，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眼轻重不一。治疗这种病，就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来看，确实是个难题，特别是为毛泽东治病就更难了。但是，医生们竭尽全力研究病情，最后认为只有做手术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不好，不能马上手术，只有等健康状况好转后才能考虑，目前只能耐心等待。在武汉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了家乡湖南长沙休养了114天。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回家乡。经过在家乡的静养，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1975年春，毛泽东回到北京。北京的著名中西眼科专家们再次为他会诊。7月，医生们提出了做手术方案。经中央医疗小组审阅批示后，又报告了毛泽东本人。
7月23日，预定的手术时刻到了。主刀的是著名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采用的是针拨法。
手术开始时，毛泽东让张玉凤放《满江红》唱片，一边接受手术，一边听音乐。
怒发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这词、这曲，激励人生，回首人生，壮怀激烈。
平时技术精湛而娴熟的唐由之，也显得有些紧张，汗水不时从额头滚下，心脏跳动的频率加快，气喘不匀。而毛泽东却很平静。
手术室外，游泳池大厅里，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等人都静静地守候着，默默祝愿着……
手术进行得很快，也很顺利、很成功。一周后，摘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毛泽东又能看文件、读书了，他又开始了往日的工作。他高兴地对唐由之说：“我又能看东西了，真高兴。明年我请你来做那一只眼睛。”
显然，毛泽东对自己的康复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信心。
事实上，毛泽东自病倒时起，就一直以他那种特有的刚毅的意志与疾病作斗争。他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疾病。在他病重的日子里，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看到他痛苦、悲观的表情，相反，还时而听到他谈吐的风趣、幽默，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之敬佩。
但是，毛泽东毕竟衰老了，病重了。尽管他意志依然坚强，心理却不可避免地变得有些脆弱和易动感情。依心理学原理，任何人都有刚毅的一面和脆弱的一面，当一生的阳刚之气将尽之时，脆弱的一面就显而易见了。毛泽东不再像以往那样豪迈了。1975年，当一名当年的文工团员，在离开八年后再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引用了《三垂冈》诗中的两句：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毛泽东说：这两句诗，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啊！或许这是贴切的……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逝世消息后，热泪滚滚，他再也经受不住任何精神打击了
1976年，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毛泽东，都是一个多事之秋。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