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王安石激进变法遭失败——急于求成是常见的败因
没有量的积累，难来质的飞跃，一朵花在阳光下的盛开与微笑，需要无数个暗夜里的孕育。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托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是一个地方官。王安石在20岁之前，跟随他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他曾经写过一首《感事》的诗，诗中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意思是一个丰收的年景，劳动农民仍然不得温饱，过不上好日子，一旦水旱成灾，那又会如何呢?
宋代经过100年的统治，大官僚阶级依仗权势，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甚至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一小撮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利用别人所没有的法定特权和非法特权，攫取最大限度的私利。这些特权势力盘踞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危害人民的利益，使北宋王朝陷于灭顶之灾。
后来，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宰相），进行变法。王安石又是一位史学家。他鉴于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变法期间提出一些有关限制特权的主张和措施。为了整顿吏治，在选举和用人力方面，王安石不问家世和资历，不讲上下关系，而着重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他所提拔的年轻人才，都先加试用。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从公元1069年开始实行，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几乎全部被废止，先后共16年。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整顿了科举制度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裁并了一百几十个州县，减少了大批地方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也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关于财政和经济制度，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新法：青苗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募役法迫使原来可以免役的品官之家必须出钱来代替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了被大官僚大地主隐瞒不交税赋的土地，国家按照土地面积和等级征收赋税，免除了农户的不合理负担；农田水利法开垦了大量荒地，修通了河道陂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易法的推行，给那些包揽商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垄断市场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当限制，使中小工商业者有一定活动的余地。
在加强防御能力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确立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置军器监等。王安石为了纠正原先募兵制的严重弊病，逐步过渡到兵农合一制，规定每户人家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就以一人为保丁，以10家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利用农闲，进行步射和骑射等军事训练。从公元1070—1076年的几年内，全国受过训练的保丁达到700多万人。而同时，根据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统计，全国兵额不到80万人，比宋仁宗庆历年间裁减了45万人，每年减省了军费1350万缗。
但是王安石如此激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变法，遭到了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元老重臣的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守旧和革新，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文彦博、司马光等守旧派和王安石等革新派，也看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但是在如何维护北宋政权的问题上，他们同王安石的政治见解不同。守旧派偏重于保持原来的法令制度，按旧制度办事。他们不同意王安石那样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旧制度。文彦博当面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需更张。”富弼对宋神宗说，天灾人祸，必须“安静”。御史中丞吕诲上书给宋神宗说：“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司马光则认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并利用向宋神宗讲述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他还写信给王安石，劝告他不要“生事”，也就是不要推行新法；不要“侵官”，也就是不要损害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他在给司马光的回信中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由于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变革不能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失败了。第二年，66岁的王安石病死在江宁。
智慧解读：
俗话说“贪多嚼不烂”，改革尤其如此，因为它影响着多种社会团体的利益，步子迈太大了会引起社会动荡，结果往往物极必反。
做事也是如此，要遵守循序渐进的力量，当我们看到一朵花的灿烂，勿忘想到的，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