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第4节踩着儒学做大官，世间已无读书人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路可从。
——黄仁宇
除了做官,读书人还有什么可扬名立万的渠道？
这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下至黄口小儿，上至耄耋老人，都清楚读书人眼不分五谷粮，手无缚鸡之力。除了成为一个不用日晒不用雨淋，只消在大堂上拍拍惊堂木，摇头晃脑地说一通古往今来的圣贤功德，抽空再学点官场潜规则，两眼朝上看的官员，实在想不出读书人还能有何作为。
伤感一些来说，这是自605年实行科举制至1905年此项制度废止前，读书人无可奈何必须接受的命运。不过并不是说在隋朝之前，读书人的生活就是整天春光灿烂好人生——猫吃鱼狗吃肉打打小怪兽。事实上在两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提倡儒学的结果，让读书人不生“奇思怪想”，做一个有“原则”的人之外，他们也要经历后世同人的尴尬，除了做官“别无他业可从。”这不得不让人心生感叹，原来乌鸦在任何时代都是黑的。
如今提倡的学知识用知识，在两汉官方的舆论里，从来都被视作一种不可接受的笑话。政府提倡的是毫不遮掩的“实用主义”，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一个读书人只是窝在一边，做点小手工，或是写几本永远没有正式出版机会的手抄本，那么只会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别人也会因其不能带来实际效益而拒绝继承这样的衣钵。
张衡和王充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张衡为人所知，是他于132年制造了一种能准确获知地震方位的机器地动仪，然而张衡故去后，他的科学仪器随着他的肉身仪器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有关宇宙的学说也大多不传，目前为止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与仪器相关的图纸；王充虽被后世称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被认为是东汉200余年三大思想家之一，但当时的他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徒留寂寞在身后。
在许多目标明确，富有“远见”的读书人眼里，张衡及王充这样的人物，可以敬重，却不能习之以榜样。仕途的进阶并不依赖这些“务虚”的东西，而是依靠儒学提供的为人处世之道获得考察者的青睐，以期得到梦寐以求的官位。即便那些没有仕途进取之心的人，政府也会以它的方式将他们网罗到机关的各个部门。这便是黄先生说称的“‘察举’与‘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推荐制度”。
我们无从知晓汉武帝刘彻制定这种制度出于什么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因为在前134年通过刘彻的“贤良方正”而被政府录用。“贤良方正”是所谓“察举”制中一项内容，除此还主要包括孝廉、秀才、明经等。这三者都是以儒家提倡的“忠义礼智信”为精神原则，以此作为人生的基本目标。其中以“孝廉”最为世人看重。它不仅被百姓用来品头论足，也被皇帝视作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标。、
这项制度起于西汉，最初是每一郡、每一国中挑选一位“孝廉”，至东汉初，选拔察举制度归于严格，按黄先生的话说，就是“每二十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显然会让很多人失去“上位”的机会，于是一幕幕好戏就此上演。
东汉末，孝廉出身的大名士陈蕃任安乐太守，听闻治下有一个叫赵宣的人，赵父去世，他在父亲的墓道中独自服丧20 余年，名声震动州郡。陈蕃欲举其为孝廉，结果一经政审才知道此人在服丧期间一共生了5个儿女，结果陈蕃大怒，遂致其罪。赵宣借孝之名义成为公务员的梦就此结束。这还是陈蕃工作能力强，亲自下基层调查情况，而那些被骗过的“孝子贤孙”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当时有慧眼的公共知识分子就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
有自己弄虚作假的，更有攀龙附凤，走后门找关系的，遂出现了“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的现象。考察者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力与人脉关系网，很乐意将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选为官员，尤其是本乡本土人士更是如此。这也是儒家重视人身关系的体现。故而黄仁宇先生指出：“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人情社会、关系大于法理便因此出现，所谓“朋党”大致也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被政府征召的都是酒囊饭袋，毕竟一项制度在向我们赤裸裸地呈现因制定者的不足而导致它有所欠缺外，也有诸多闪光的地方。
这里我们还须涉及一段曹操年轻时的往事，不管在扫黄巾、灭董卓之后曹操变成了怎样一个人，在他在还处于血气方刚年纪时，他的头脑里始终是在想着如何在这乱世为帝国的再度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否则也不会让大名士何颙、许劭评价为：“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君清平之能臣，乱世之英雄。”很显然，曹操通过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得到了这些名人的认可，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的纯粹。
这并非是他大灰狼装扮小红帽，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基本上做到了表里如一。因此在174年，20岁不到的曹操就自然而然地被选为“孝廉”。看来这世上的乌鸦有时不一定都是黑色，难免有基因突变。初涉仕途的曹操很快以他的果敢证明了自己的确“孝且廉直”。
曹操举孝廉后进入洛阳担任北部尉。到得任上没多久便用五色棒将皇帝宠幸的宦官蹇硕的叔父蹇图以违禁夜行之罪处死，此事使“京师敛迹，无敢犯者”。曹操为国家做了贡献，国家在主观上也很想培养这样一个极有前途的年轻人，但如黄先生说的：“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时代让很多原本想做好人的人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以暴力的手段展开另一种传奇，这或许是那些踩着儒学的肩膀爬上高官厚禄的人所预想不到的。
依靠儒学上位的人们以相投的趣味，在刘彻最初确立这一选拔制度时，就结成了相互利用的圈子，资源共享，利益共存——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在这种情势下，黄先生所述的“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本地富绅做主，后者又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宦官作后台”的现象已不是个别官员的操守问题，而是帝国的内脏被蛀虫掏空到何种程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