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寻求破局之法的魏晋南北朝
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陷入一段暗淡无望的长期动乱年代。”
这个年代标榜权欲、地位与势力，视嗜血的杀戮为一种乐趣，因此多产无道的昏君和卑劣的人性，一己私利引发八王之乱，在家天下的幌子下杀兄谋弟也就不算奇闻，如果司马氏的子孙只是关起门来做自己的权力交换，那么为期16年的中原大乱也就只是一场闹剧，而趁乱崛起的“五胡”马踏中原，就使得闹剧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这段岁月真正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百姓们人头落地哀鸿遍野。中原成了屠杀场，而东晋偏安一隅，试图在纸醉金迷中重温曾经的雅曲弦乐。在不思进取之下，所谓北伐，也不过是权贵的作秀，而淝水之战的胜利，其本质终究只是一场偶然，好运不可能永远眷顾这个躲避在东南的可怜朝廷。新的势力拓跋氏正在北方兴起，南朝的厄运远未结束。
黄仁宇先生认为：“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启炉灶的再造。”在你死我活的政权竞争时代，国家体制的脆弱致命而不可挽救。因此“今日我们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开创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唐宋的第二帝国衔接。”
第1节统一在权力资源重组下完成
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全部有如以前之从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
——黄仁宇
重组，经济学的解释是：改变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范围或经营方式的行为，以出售或终止企业的部分经营业务，关闭企业的部分营业场所为主要内容。就某种意义而言，企业重组，多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生存而做出的被迫选择。股权被稀释，招牌被摘下，董事被替换，商标被买断。苦心经营，却落得这般下场。世事不由人，老子创业儿败家，或许这才是真正令他们痛心的原因。
由此而延及刘禅，他是否会想起艰难创业而中道崩殂的刘备呢？他可能很愿意去回顾那段烽火连天，壮怀激烈的往事，但是宦官黄皓给他安排的各种游戏太过丰富有趣，以致他的工作和业余时间都深浸其中。刘氏企业的总经理姜维在外面不辞劳累的开拓市场，各部门经理都在任劳任怨地在工作，以期年底有丰厚的业绩分红。黄皓却告诉刘禅，企业如今能走上正轨，以至两大外企不能来兼并，都是他的功劳。如今是天下太平，君可安枕。
这一年是公元262年，刘氏企业已成立42年，就在黄皓以虚功而邀实宠之时，两大外企之一的曹魏集团的办公室里却在进行着一番慷慨激昂的政策讨论，此番讨论将决定曹伟集团今后的前途命运，事后人们方知，这其实是在决定司马氏的前途命运。讨论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在大将军司马昭鞭辟入里的分析中圆满结束。司马昭的分析是：“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今宜先取蜀。”
作为一家经济实体，经过42年的发展，高层已无心进取（或者不知道怎么进取），下层更缺乏积极向上，敬业爱岗的精神。此外，诸如人均成本过高，创新意识不强，渠道拓展不利等关键问题也堆积重重，而旁观者清。这样一家垂垂老矣的企业，不兼并重组它，岂不成了傻瓜？而且重组它的最大好处，是能为兼并像东吴这样的品牌型企业积累经验并创造条件，也许短期投资会很大，但长期效益却怎么估计也不算过分。
关于蜀汉的灭亡，我们可以套用一句古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黄仁宇先生以寥寥数语便将这一过程概括，也可看出刘氏企业除了被他人重组，已无其他的命运。黄先生说，“魏亡之前二年”司马昭命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地袭蜀，蜀灭”。
司马昭是这场兼并重组战役的最大受益人，出钱出力的是曹魏集团，眼见胜利，头脑发热，没想到最大的危机却在内部。当醒悟过来的时候，司马昭早已用股权置换的方式改变了曹氏与自家在董事会上的分量，不过那时他还只是称晋王，黄仁宇先生指出，司马昭死后，“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全部有如以前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
司马氏的手段让所有致力于做大做强企业的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兼并重组他人的同时，也要留心自己企业被人拿下，最要紧的是要管住那些有能力，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赋予无缝隙无阻碍的权力没关系，只要你有驾驭这种权利的手腕，给的出，也能拿得回来。曹魏载就载在这点上。
司马昭一口吃下两个牛肉面包，胃口变得越来越好。对于司马氏来说，余下的事情，就像黄先生指出的“收拾残局，只是顾指间事”。蜀地的丰厚资源与朝中的团结，加上司马氏的晋朝初创，让新的领导阶层对取得最后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时运似乎格外垂青于司马氏，当司马昭制定伐蜀战略时，他面对的是昏聩的刘禅，当他的儿子意欲南北一统时，遇到的是贪恋酒色、民心丧尽的孙皓。不过，事有不同，计有别策。相对蜀汉而言，东吴地处东南，有渔盐之利，江东人又好斗勇武，司马炎没有轻视自己的敌人。
272年，司马炎任命王濬为益州刺史，在蜀地建造战船，训练水军。黄仁宇先生论王濬，说他“做事以大刀阔斧著称。”“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濬已七十岁。”让我们来看看王濬用7年时间造出来的战船是什么样子。
王濬所造战船，每艘长120步，可载2000余人；上构木城，筑起楼橹，四面开门，船上可骑马驰骋。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以现在来看，王老汉除了是晋朝海军的缔造者与领导者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卓越的心理战高手。273年6月，王濬命士卒将造船产生的大量木屑抛入江中。碎木顺流而下，直抵江东，搅得吴国人心惶惶。怕事惜命者已经收拾好细软，一旦战争爆发，立马奔命。此间，孙皓听到了许多积极抗敌的建议，但他认为江东有“长江天堑”，晋人不敢南下，对这些建议置之不理。
市场竞争激烈，也许明日就被人恶意收购，后天就被人邀约重组，内部，也可能有人为满足一己之私，出售股票套现，降低己方的持股比例，或错将吞并者看成善意的投资者而引狼入室，按古人的说话，就是“攻守之势常易”。孙皓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80年，司马炎发兵200000，王濬水军为其主力，分6路进攻吴国。在失去战略重镇秭归后，孙皓才有了实际行动，黄仁宇先生指出“他们建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然而这是酒醉喊头疼，为时已晚。黄先生为我们指出王濬所用的招数：“他制造了一百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濬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在南京受吴降。”
有句话听来似乎颇为蛮横：不是我要打你，是你长着一副挨打的脸。不过套在蜀汉与吴国身上却极为确切。面对唾手可得的肥肉，欣欣向荣的司马企业怎么可能弃“弱肉强食”的市场原则不顾，而落下怜悯的眼泪呢？即便落下，那也是鳄鱼的眼泪。鳄鱼终究是要吃肉的，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表现形式，也是重要的生存手段。司马氏以此为进取手段，完成了他的权力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