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2节“以退为进”，忽必烈成为最大赢家
他自己为蒙古人，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
——黄仁宇
按照蒙古家法，大可汗人选应由被称为“忽烈而台”的皇室议会兼选举委员会来推举并得到认可，才算合法，但是黄仁宇先生指出：“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
舆论的导向，王公的人心，多数都在阿里不哥一边，黄仁宇先生指出：“（忽必烈）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前任大可汗，忽必烈长兄）的遗孀——忽必烈自己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然而最终的赢家却是一开始并不被看好的忽必烈，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有弟弟不可比的攻伐谋略与人才优势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以退位进”的战略。
忽必烈在中原创业，多用汉人，因为汉人确比一般蒙古人智谋卓著，视野广阔，对自己事业的提升极有帮助。至少在朝代的初创时期，忽必烈是这样想的。但是为了争取主动，他放低了自己的姿态，黄仁宇先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画面：“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遗。并称‘自是岁以常’，因之当日的措施，也就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从黄先生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即使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乾坤一统，大权在握，蒙古贵族内对其为最高军政宗教领袖依旧有反对的声音。黄仁宇先生指出：“侄子海都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1287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之四世孙叫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上都东西来攻，一时情势严重。”而此时的忽必烈，“已年七十四”。
这样一种局面，让他不得不对前期的政策进行一番“检讨”。成吉思汗给他留下了无边的基业，他自己，很长一段时间也自认为感觉不错，史书记载，在尚未“成龙”之前，忽必烈就有“大有为天下”的志向。满则溢，权力的步步提升，意味着有些东西就要放弃，不管愿不愿意。放弃一些是为了拿的更多，退一步才可能天空海阔。这一思想主导了他建立帝业前后的诸多作为，不逞一时强，不冒一时之险是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268年的夏天，蒙古进犯南宋的襄阳与樊城，这两城隔江相对，形成掎角之势，易守难攻。忽必烈的军队将这两城一围便是4年半。1272年的冬天，终以两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工程师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所造之工程武器，粉碎了城内百姓的抵抗。次年初，樊城被攻破，襄阳投降。
4年半的襄樊之战，宋军损兵折将，忽必烈的日子也颇为艰难。虽然南宋降将、汉军都元帅刘整曾言：“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其实，绕开这两座黄先生所言的“汉水上的重镇”，以旧有的战略，即以川蜀战场获得的优势进逼江南，也完全行得通。只是这一路而下，必遇城攻城，见兵杀兵，其土可得，但所费糜多。以“快、准、狠”以及“目标效益最大化”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不划算，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就是以这种硬对硬的方式开创了他的伟业，但成吉思汗所为，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以征伐的本身为一种目的。”而忽必烈则将战争视作“政治上的手段”。
襄樊为南宋的屏障，取得这一战略要冲，顺江而下，获得胜利会显得更加容易，况且杀戮少，江南人心更易收。因此，忽必烈不以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大部队冒险深入”的成吉思汗似的方式为原则。单就这点来说，成吉思汗可称“外放”，忽必烈则是“内收”。黄仁宇先生指出：“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忽必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是这一“内收”思想的延续。最后得到的结果完全符合忽必烈当初的设想。他赢了。
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同样采取这一步调。以往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多为先进的汉文化所吸引，积极地靠近这一文明体系，自觉不自觉地服膺于这种文明，建汉式宫殿、习汉人文字，服汉人衣冠，遵汉人制度，最终使自己的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是积极寻求自身进步的举动，是进取的姿态，但是虽有前代可依循的模式，忽必烈还是走向了它的反面。
我们可以在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事例中找到这样的证据。黄先生说：“他自己为蒙古人，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可汗的地位，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即是黄先生指出的“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开科取士”，因此也没有在他统治期间“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
忽必烈行“以退为进”的政策，当然不可能全部出自真实意愿。黄仁宇先生也已明确指出，“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为难，不如我们所想象的得意称心。”
帝国建立后，疆土广大，蒙古人少，故而在全国各行省中以蒙古人充任最高长官，色目人与蒙古人长期交往，是其“最为信赖的朋友”，且擅长经商理财，放到现在，无疑是最为优秀的理财规划师或是股票经纪人。
1262年，忽必烈委任色目人阿合马为财政及税收大臣，此人“替世祖理财二十年，他增加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类似这般一系列的举措，无非是向蒙古的贵族和自己的盟友表明，他虽为中国的皇帝，但更是蒙古的大汗，他未曾让蒙古人吃亏，更没有受到汉人的摆布。他以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方式，为他的帝国创造了某种平衡，将以暴力为主要形式的征服活动平缓地过渡到了理性的治理上。忽必烈因而也成为一个基本符合“明主”要求的皇帝。
在忽必烈的面前，是人人梦想得到的龙椅，在他的背后，是广袤的领土。他是这两样东西的真正主人。他到处妥协，最终却是到处收益。正如黄先生一再指出的，忽必烈表面上看是蒙古帝国的继承人，但实际上他却开创了一个新的帝国，死后也有了中原的庙号，成为了“中国式”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