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第3节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但这仅就生活本身而言，在情感方面，却犹如汹涌的波涛，接连两次冲击了他尚未成熟的胸膛。因此，这两段感情也就无疾而终，成为生命中的插曲。其间，他也曾想重返校园，但是此事因诸多原因而没有成功。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被调到东北任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参谋。1946年6月，黄仁宇得到一个消息，政府要举行去美国军校留学的选拔考试，在沈阳有一次初选。黄仁宇顺利通过了这次初选，随即去南京参加复试。复试的结果令他十分高兴，他与其他15人将被送到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
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雷温沃斯要塞。这个地方风景优美，令人陶醉。但是大学的学生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欣赏。军校严格的规章制度使他们只能在教学中度过每一天，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有时间放松。这所大学除了来自中国的学生外，还有英国、法国的军官，这些军官的军阶各不相同，非常混乱。黄仁宇并没有过多关注学习以外的东西，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没有浪费每一分每一秒。
1947年6月，黄仁宇和他的同学完成了参谋大学的学业，集体回国。此时国民党的形势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就在黄仁宇回国前3个月，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的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蒋介石谓此事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时局不稳，战场失利，使南京政府迅速将黄仁宇这批军官分配至各级作训单位，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然而此时南京政府的统治已岌岌可危。
1949年的春天，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时的同学袁韦兴找到了黄仁宇，希望他能够担任自己这个驻日代表团副官的助手，黄仁宇有感于国内窒息的空气，也想为自己寻一条新的出路，于是答应了同学的请求，在5月，从香港坐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头等舱，去往日本。黄仁宇在驻日代表团的工作非常清闲，只是登记、转交、抄送，以及一些最为简单的汇报。对于这种散淡的日子，黄仁宇起先并不完全喜欢，不过由于工作清闲而得以有大量时间用来看书，倒是让他感到十分高兴。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世事难料。
1949年10月，驻日代表团的中奖团长朱世明撤掉了自己的秘书，并要求黄仁宇担任自己的贴身副官。由于这份新的职务会剥夺自己平时的自由时间，黄仁宇并不愿意当副官，但是上司并不接受他的说辞，黄仁宇只得硬着头皮开始了他的新任务。成为朱世明的副官后，黄仁宇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幕，其中波及面最广的要算“叶山会议”事件。
1949年10月10日，原南京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凌其翰与使馆各级工作人员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巴黎悬挂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此事时间被蒋介石方面视为背叛，影响极大。
驻日代表团在离东京郊区的叶山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巴黎大使馆起义后，驻日团曾在叶山召开过一次秘密的会议。黄仁宇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大意是效法巴黎大使馆，让驻日代表团也改弦易辙。据说这些话被朱世明的秘书泄露了出去，才使朱世明撤掉了这个秘书。虽然这件事日后朱世明没再提起，很多人也没再多问，但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朱世明被看做是这场阴谋的策划者，他被美国人怀疑，被蒋介石调查，被其他军界同仁轻视，最后，朱世明不得不辞去团长的职务，而黄仁宇也收到了自己的退伍令。
不能回国，也不想去台湾，黄仁宇想起了曾经就读过的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他觉得这个时候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继续深造或许是不错的选择，重要的是，他在参谋大学学习其间取得的学问或许能派上用场。很幸运，黄仁宇找到了认可他学分的大学，被称为“公立常春藤”的密歇根大学，专业是新闻学。
34岁的黄仁宇学习时分刻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新闻学的学士学位。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那时的他，口语还不是很流利，大学期间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他写的那些新闻稿件并不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因此，他的求职总是在一次又一次拒绝中结束。
很多人怀疑他当初选择专业时是否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凭他曾经在战场上写的那些战事通讯而自认为能在这行做出什么成绩出来。我们无法了解，黄仁宇遭遇接二连三地拒绝后，心中是否会有懊悔。但至少以日后发展发生的事情来看，至少在学新闻的时候，黄仁宇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新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
在黄仁宇的回忆中，威斯理?莫勒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每次下课，他总是愿意和黄仁宇多聊几句，并推荐他看相关的历史书籍。如黄仁宇自己所说：“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这所谓的影响更多得来自威斯理?莫勒的“特殊背景”。这位新闻系的系主任曾就读于神学院，毕业后曾立志想做个牧师，也传过几年的教。他总是很乐意和他的学生，尤其是黄仁宇谈论那段时光，还不断提到星法院、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
这些事物黄仁宇从未听说过，他感到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心情促使他急切地想要了解这些东西，此时的黄仁宇“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正是出于这种疑问，黄仁宇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周围又有许多同学与老师劝他，如果想要研究历史，就必须继续深造。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开始读历史学。
在大学毕业后的第3年，黄仁宇顺利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又过了7年，黄仁宇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明代之漕运》。这10年的硕博生涯，对黄仁宇的那些美国同学来说，或是是惬意无比的，但对他来说却充满了艰难。到美国前，黄仁宇并没有攒下太多的钱，大学时已花去了大半，为了按时缴纳硕博期间的学费，并保证生活上的开支，黄仁宇除了学习，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了打工上。
黄仁宇干过电梯工，洗碗工，服务员， 清洁工。只要能立刻拿到钱，他本身又能做得了的他都做过。黄仁宇很享受在工作以后拿到报酬的那种感觉。正是有了这种感觉，才让他忘却了工作上的辛劳。尽管辛勤的工作只是为了能保证学业能按时完成，但黄仁宇还是遭到了一些朋友的指责，他们认为黄仁宇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历史研究上，而不是打工这件事情上。指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他的弟弟。
打工经历总的来说是愉快的，但偶尔也有令人烦恼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
博士毕业的黄仁宇面临着同大学毕业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找工作。那一次他接连失败，这回却截然相反。他很快被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所聘用，成为这所大学的历史系助教。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应该说，黄仁宇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1966年，他与格尔结为夫妻，不久之后，由于朋友同时也是知名教授的余英时推荐，黄仁宇被纽普兹大学聘任为副教授，年薪11500美元。由于纽普兹大学特殊的授课方式，需要黄仁宇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百余年的中国史融会贯通，使他开始逐渐培养其以“大历史”的方式来讲课以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最简洁快速的方式将中国复杂而精深的历史表达得明快。
1967年，黄仁宇到哥伦比亚大学参与《明代名人传》的工作，为期一学期；在结束这项工作后，同年7月，黄仁宇又收到李约瑟博士邀请他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工作。这无疑是对他历史研究工作的莫大肯定与信任。可以说，此时的黄仁宇，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经是一位名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