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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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序章

序章第2节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1936年,18岁的黄仁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并度过了一年快乐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大学4年的光阴都将以这种方式度过,并在此间留下最为美好的回忆。如所有年轻而不甘寂寞的大学生一样,血气方刚的黄仁宇也以自己的方式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第二年夏天,北京卢沟桥的一阵强盛打破了所有人的好梦。从这一天起,每个人的人生都将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

有志青年都报名参军保家卫国了,黄仁宇开始坐立不安,他也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奔赴前线的同学一样,传奇军装扛起枪,但是他不能违抗父亲的意思。父亲要求他不要放弃学业,好好念下去。在黄震白看来,这场战争虽然会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贸然投身行伍未免不妥,何况,黄家已经有两个儿子参军了。

正在黄仁宇犹豫不决之间,时间已到了8月28日,这一天,出于形势上的考虑,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3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黄仁宇也就自然地留在了学校。

安定的学校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城破,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也已到危急时刻。此时的长沙临大已乱作一团,大家都在忙着搬运自己的行李,还有学校的教具。教育部已下达命令,让长沙临大紧急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学校准备撤离长沙时,黄仁宇改变了去昆明的决定,他找到父亲,说自己还是想参军。黄震白沉思再三,告诉儿子,参军可以,但必须考入军校,以正式军官身份进入军界。1938年7月,黄仁宇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原在南京,后迁于成都。黄仁宇从考试地汉口到成都的路途可谓充满了一波三折。先是接到命令到宜昌待命,结果这一待命“待”了足足3个月。踏上去成都的路途时,已经年关将至。

黄仁宇考入的是中央军校第16期,于1939年1月1日开学,1940年12月25日毕业。军校建校之初学制并无定规,自第8期开始制度化,定学制为3年。第1年为入伍生教育,之后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成绩合格毕业后分配至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战争为特殊时期,因此学制缩短为两年。

在黄仁宇看来,军校的训练,有时充满了禅宗的意蕴。有时一名教官会伸出一只手在前方,测试学员是否眨眼,同时,另一名教官藏在他们的身后,出其不意地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

在军校枯燥乏味的训练中能时常出现这样有意思的教官和教程,倒也是不错的。教官强调的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也成为黄仁宇日后坚持的学问原则。

军校毕业后,按规定黄仁宇要到基层部队见习半年,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和一个叫田海男的人直接奔赴前线,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正式的排长。有如此待遇,黄仁宇要感谢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田海男的父亲田汉。黄仁宇与田汉相识于1938年的春天。那段时日,黄仁宇没去昆明,而是为寻找投考军校的机会留在了长沙。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见识世面,黄仁宇去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抗战日报》应聘工作,结果求职成功,成了这份爱国报纸的编辑,因为这个机缘,他又与在同一报社的廖沫沙相识。两人是同乡,又实际上主持着报社的日常编辑工作,寝则同床,食则同桌,关系特别的好。除了工作关系,同样出身于军人家庭,也使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两年后,黄仁宇从排长升为代理连长,不过在国民党部队基层单位普遍不满员的建制下,黄仁宇的连长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加强排职位。他的只有36个士兵的连队隶属于第14师,驻防地为云南边界,当时为与日军对峙的最前线。边界之地,交通闭塞,后勤不足,使黄仁宇觉得自己身处古代。虽然第14师一度拥有国军当中“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所处的环境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在黄仁宇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盟军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就在他焦急地等待能随部队痛击日军,立功受勋时,一个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

因为邮路不畅,父亲的死讯花了整整一个月才传到黄仁宇的手中。黄仁宇请了长假回家乡奔丧,回来后,他已不能去野战部队服役,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文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或许对他的特长来说有了用武之地,但机关单板无聊缺乏生气的生活与工作内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适。窗外的炮声隆隆与窗内的死水一潭形成鲜明的对比,黄仁宇始终在寻找机会,有朝一日能从上战场。

1943年2月,由缅甸撤退至印度的新22师、新38师,以及由国内空运而开的新30师组成新一军,首任军长为郑洞国。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去他(郑洞国)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就这样,黄仁宇再一次亲临炮火横飞的战场。

黄仁宇在这支军队里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亲眼目的了中国将领与美国将军史迪威的冲突,前者因没有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而恼怒,而美国人在多数事情上的我行我素,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感受的做法,也使他们很难获得中国人的全面信任与配合。黄仁宇日后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许多有关此类的记录。对他来说,这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理解为他在炮火与文字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点。因为在艰苦的战火岁月中,他也不忘用手中的笔及自己的写作才能将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登载于各大报纸上。年轻气盛,加上为了写最独家的报告,黄仁宇多次不顾生命危险出没于寸草不生的险要地带。1944年,黄仁宇在缅甸密支那负伤,生命几近垂危,好在终极渡过难关,因此获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