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第4节朱瞻基在逆境中转型
假使没有采取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
——黄仁宇
对26岁即位的朱瞻基，黄仁宇先生有这样的评价：“他曾受极好的儒家教育，御前也有好顾问，在个人讲，朱瞻基不乏对国事判断的能力，在明朝皇帝之中可算难得。”
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在“荒淫无脑”的明朝皇帝中，朱瞻基能被后人如此正面的评价，离不开他年少的经历：数度随爷爷朱棣出征，长年伴随左右，所处时间比待在父亲朱高炽身边还要长。因此之故，朱瞻基才能切身详知朱棣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至其当政，才可能看透内中所存在的本质问题。这让朱瞻基的心理负担格外的沉重。朱棣全情投入的帝国扩张政策，至朱瞻基登基初年，已造成局部的“民变”，比如1427年，在广西柳州发生当地土著劫杀之事，黄先生有轮：“国内全面叛变情形尚未展开，可是征象已相当的明显。”便是当日情景的写照。
零星的“民变”或许可以稍带处理，但是国家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动力——财政收入，便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果断地处理。作为一个农业国家，明朝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亩的税赋，田赋主要以粮食为体现。黄仁宇先生为我们记录了这么一比账目：
“从1419年到1421年的财政年度中，收入帝国粮仓的田赋实征额不到2300万石粮食，平均每年少于800万石。”
这是朱棣中期到晚期实际的财政营收，而在朱元璋时代，每年田赋的收入均在27000000石以上，1391年，也就是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田赋收入达到创纪录的32278800石。百姓讲手中无粮，心中发慌，就国家而言，没钱就不能给官员加薪，导致他们去谋求灰色收入，滋生腐败；就不能给百姓办事，使民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管理，两头不讨好，这倒还不是最为紧要的，最坏的，社会渐次会变得混乱。这是朱瞻基登基后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1425年，朱瞻基昭告天下，停止宫内大型建筑的营修，减征土地税，调整税收上限，尤其对朱棣时在江南地区于田赋之外额外增收的税费进行减免，其结果，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免额达300万石，长江下游地区受益很多。”苛税减少，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和生产力迅速提升，对荒田的开垦自然也不在话下。
此外，朱瞻基还听从户部尚书夏元吉的建议，在减免税收的同时，在商业上适当地开辟了新的税种，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也有利于调整商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1427年，朱瞻基有下旨，无论军民，一旦犯罪，可以缴纳2石到100石的粮食，可免除或减少刑罚。
朱棣几近掏空国家，现在轮到他的孙子费尽心思地填补这个大空洞，好在，经过几年的省吃俭用，拓展外快渠道，到1428年，明朝的田赋又恢复到了洪武初期的水平。朱棣连年对外用兵，所费无度，这也是造成国家财力不济，社会不稳，百姓负担加重的一大原因。朱棣意气风发，是时代与性格所铸就，而其孙采取如黄先生所言的“撤退和紧缩”的姿态，有时想来也是不得已为之。
这样看来，田赋增加，社会趋稳，也要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朱瞻基收拢朱棣的扩张路线，重新回到朱元璋时期的自耕自足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终朱瞻基一世，最大的结点便在于从安南撤兵。此时，被朱棣赶到漠北的蒙古，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分为东西两支忙于，已无暇问鼎中原”，如同前述所有给他的爷爷擦屁股的事情一样，从安南撤兵，也有着亡羊补牢的意思。
朱棣进兵安南，将其为明朝一行省已达20年之久，与国家信用和威严都有关联。朱瞻基上位之处，并没有立刻下定决心，而是于1426年和1427年，两次增兵安南，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经过这样的挫折，加上黄先生说的“御前顾问”的参谋，朱瞻基觉得久陷几十万军民于外，无异于割肉饲虎。如此下去，国内再怎么艰苦朴素、抚恤民力，都不过是给这个无底洞增添无用的宝贝。
朱棣占安南20余年，不说用兵多少，单就粮饷一项，就不下百万之巨，这还不包括运输、维护、军械、劳工、移民等费用。省下这一巨费，于国于民皆有裨益。1427年10月，朱瞻基正式下诏，从安南撤兵。官吏军民北返者86000余人。
朱瞻基是个行动派，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后，他总是果断而快速地将问题解决。他也不怕问题的翻覆，主战派力战，朱瞻基痛陈利害，一一说服，使朝野得以在团结的气氛中用事，才有一系列政策的顺利执行，拯救帝国政府于既倒。朱瞻基的功绩，也可在黄仁宇先生的话中得到清晰的展现——
假使没有采取这些更正的步骤，以后的结局如何殊难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