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大败局：万历帝与颓唐的晚明
明帝国自第五任皇帝朱瞻基之后，就再没出现一个能担当、肯用事的领导者，皇室的权威在皇帝好玩与怠政的流氓习性中耗尽，高级官僚掌握了国家的实权。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是晚明陷入“停滞时代”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局面下，所有的振作都可能成为自讨苦吃的差事，所有的良知与道德都可能被认为不解现实的风情。于是，海瑞只能在不断抗争中履行自己作为帝国官员的职责，戚继光终其一世，即便成为海内名将，也不得皇帝的喜欢与信任，而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李贽，嬉笑怒骂间，也只能成全一个人的逍遥旷达。这中间当然也有张居正改革成功的振奋，但其死后的遭遇，已将帝国所有的弱点暴露无遗。
黄仁宇先生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619年战败后，明朝的命运已被注定，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只有令人感到颓丧。至此，晚明的不振作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成为一段十足道地的悲剧。”
第1节 “温水”中的万历十五年
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黄仁宇
1587年，帝国的万历皇帝踏入了24岁的门槛。这一年，是这个年轻的皇帝御宇的第15个年头。
皇帝仪容端庄，龙吟深沉，脸上已不再有稚嫩的痕迹。他接受的教育，使他在众臣面前有一种天然的威严。他不仅能阐释经典的要义，还能遍数历代的得失，还习得一手好字，至少在与文学侍从的酬唱中，能显出自己格外高雅的情趣。
皇帝的人文涵养要归功于他9岁起由张居正制定的一日三课：经书、书法、历史。三门功课在早上进行。每门课结束，授课老师可以稍息片刻，但皇帝本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他除了在太监呈上来的奏折上按大学士们的意见做出批示外，还要为下一堂课做准备。下午的时间虽然可以自由支配，却还是以复习为要，否则第二天答不上老师的问题，就会被处以严厉的惩罚。
皇帝真正开始接受帝国接班人的培养，并不是始于9岁，而是他被立为皇太子的1568年。那年他才5岁，黄仁宇先生指出“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三岁至四岁之间。”在黄先生看来，帝国的这位皇帝“是一个早熟的君主”。
早熟的君主除了如高考复习般辛苦的学习生活外，帝国庄严的皇家礼仪也使他养成某种不动如山、不怒而威的气质。黄先生就指出他“是个熟悉各种的君主”。“在过去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解职退休和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
对礼仪的熟知最紧要的表现在于继位上。前任皇帝龙驭上天，太子才能登位，这是法定秩序，但按礼制，太子应三辞其位，表示对先帝的哀思；如果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太子就着急忙慌地想要将屁股和龙椅建议永久关系，那么便是大逆不道，违背儒家倡导的孝悌为先的治国之道，即便登位，也不过是无道昏君，遭万民唾弃。而帝国的皇帝所为，如黄先生指出的，一切就像是预先排演过，有条不紊，一丝不差。
这是发生在1572年的故事。故事得以完美收尾，证明万历皇帝是个合格的皇位继承者，他将像历代的贤明君王那样，以深厚的教养和高超的胆略统治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
在他继位的当初，这个庞大的帝国还不是他一个人的玩物。宰相张居正和他一起分享着帝国的最高权力。与其说张居正是皇帝的臣子，倒不如说是他的精神领袖。事实上，从1572年皇帝承继大宝起到1582年张居正病逝，帝国的实际权力中心是以张居正为首的内阁，皇帝本人除了虚心接受他们的各种劝诫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无条件、全方面地信任他的这位“张先生”。
皇帝知道，张先生做了很多事情，付出了很多辛劳，帝国的安定团结和稳健发展离不开张先生的努力，他就是帝国的脊梁，如果这根脊梁断了，帝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故而才会发生黄先生所指出的“张先生偶感腹疼，皇帝要亲手调制椒汤面给先生食用。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事情。
张居正铁面无私，办事有利，往往让年轻的皇帝感到自己无足轻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不能忍受自己的话语权被强行剥夺的现实。张居正死后第2年的夏天，温顺的皇帝发动了对死人的讨伐，他终于洗去了身为皇帝的耻辱。至万历十五年，在帝国的朝堂上，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威胁到他的权威，他成了整个帝国唯一的发声筒。
万历十五年，四海承平，如黄仁宇先生所述：“纵使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皇帝和他的帝国享受着难得的安稳日子。当然也不能说这一年全无大事，不过除了一代名将戚继光和一代名臣海瑞的去世，皇帝是不会想到在这一年出生的徐霞客会给这个国家留下怎么的身影。
我们必须指出，万历皇帝遇到了一个好时代。1550年，也就是万历祖父朱厚熜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犯北京，明军损失惨重。兹后双方战事不断，互有胜负，帝国边境不宁，形成“虏患”，至1571年，万历父亲朱载垕隆庆四年，俺答汗与帝国通好，受封为顺义王，边境开市，此后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争，“虏患”消除。
嘉靖朝除了“虏患”外，还面临东南倭寇的袭扰。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中国海盗许栋、汪直勾结日本倭寇，于宁波境内肆行劫掠，为祸百姓，此后又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10余万人，此被称为“倭患”。直到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为患帝国沿海的倭寇才在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协力围剿中覆灭。
崎岖山路父辈走，康庄大道后人来。黄仁宇先生指出，到万历时，“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帝国的皇帝享用着最美好的时光。他比本朝任何一个皇帝都要自信——他还年轻，帝国在他的手中将创造更多的辉煌。事实上，最像朱元璋的并不是朱棣，而是年轻时代的万历。他虽是太祖的旁支，但丝毫不影响他的体内流淌着朱元璋欲成大事的雄心。兹后以三战皆捷的战绩而载入史册的所谓“万历三大征”，显然也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
三大征虽然打出了国威，赢够了天朝的面子，不过有个问题大概是这位在兴头上的皇帝不曾注意到的。1年的宁夏之役，中央财政划拨了2000000两的军费；播州之役，前后3年，中央财政又批款3000000两；援朝战役，首尾8年，国库又少了700多万两的银子。三战下来，把大富豪打成了小瘪三。
冷眼人此时已看出，万历十五年的大明帝国和它的领导人，如同游弋在温水中的青蛙，那滋味定是不错，但底下的火正在慢慢加热，如果有谁再在上面加把火，青蛙的小命就将结束。但因为水温是逐渐加高，故而水中的青蛙并不认为危机就在眼前。
发现帝国这一不良状态的是女真人的后裔，他们来自帝国的东北。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13副甲胄起兵统一东北女真各部，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城称可汗，成为东北地区实际的控制着，而帝国在东北设立的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则丧失了它对此地的统辖管理职能，也就是说，帝国的威信与职权在东北已安全丧失。
万历皇帝对努尔哈赤的武装割据并没有做出强硬的表态，在这件事情上，皇帝做出了“稳定大局”的决定，1595年，皇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事实上，却是将自己的帝国推向危险的境地。正如万历祖父和父亲承受风雨，而让他一样独享太平一样，万历皇帝的逍遥自在，给他的子孙留下了无底的痛苦深渊。黄先生的话实已道破日后的真相：
“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