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第2节张居正和一个国家的财政突围
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地压力。
——黄仁宇
张居正1573年代高拱为第一国务总理，并没有使他彻底放松。虽说不是从基层一步步做起，然而多年的司局级的工作经验，加上他凡事喜欢琢磨，心眼力又超强，再算上上至公卿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结交，广阔的眼界和生活阅历使他对这个大帝国依旧有着清醒地认识——外强中干、死气沉沉。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国家没钱却是关键。
帝国从朱元璋时代起，就实行低税制，直接从自耕农中收税的政策，这固然合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低税率虽然对广大农民有利，但大户人家，拥田百亩甚至千亩，这样的人物，依照现代税收制度，应该是多得多征，如同个人所得税的阶梯似税率。但事实上，这些富裕阶层同样享受着低税率，如此一来，普通农户实际承担的税负就比富户高得多，客观上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嘉靖年间，富户豪强对贫民小姓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时人有论“田赋之弊百出”。富民兼并贫民的土地，低税制下本就赋税不高，此时的富户却还隐匿田亩数，地方政府无法按时、足量收取税金，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贫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故税额减”。
黄仁宇先生指出，朱元璋的强权尚能使问题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但晚明，随着国家权威的低落，税赋收入的急剧下滑就使帝国不能承受，到张居正坐上部级高官的隆庆年间，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出现150余万两白银的赤字，相当于人民币450000000元。
问题长时期的积累，引申出更让人头疼的大问题。黄先生指出，富户隐瞒实际田亩的数字，贫困百姓逃荒为流民甚至卖身为奴，国家不能准确有效地掌握基层数据，造成大量数据发生偏差，进而带来财政的混乱，“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世上的明眼人不止张居正一个，他的前任高拱也已决出问题的症结，也曾做出过相应的改革——以灵活的商业手段，盘活政府资金，使国家成为市场的参与者，然而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也成为他日后被反对者攻击的原因之一。
这其中的原因如黄先生指出的“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制造棉布仍是一种家庭工业，妇女纺纱也不过为了补助家用”，显然，晚明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还不足以改变沿袭千年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帝国政策。帝国依旧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集团”。
要彻底解决国穷民贫的状态，首先就要改革税率。而要实施这一改革，必须先解决黄先生指出的“财政混乱”的局面，所谓开源节流。在辽东战事尚未全面爆发前，帝国最费钱的要数驿站——这个招待所兼邮电局的系统。明朝的驿站系统由朱元璋在登基后的第22天宣布恢复，并对驿站的使用做出了严格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其时，帝国共有驿站1936个。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在铁腕统治的朱元璋时代，依然有滥用职权使用驿站的行为，至后世更甚。1515年，司礼太监刘允借奉命去西藏迎接活佛的机会，在沿途驿站大肆搜刮、挥霍。在成都，王允一行人每天支取驿粮达120000斤、蔬菜折合白银100两，相当于人民币30000元；王允在成都的驿站置办入藏的物品，所费白银高达130000两。
驿站的日常开支皆由当地百姓负担，百姓也有在驿站免费服役的义务，上官索要的物品钱粮过多，下民背负的担子就会越重。任其发展，当然会发生群体性事件，且驿站系统涉及百姓切身利益，势必要拿它开刀。为此，张居正制定了如下政策整顿驿站。
1.非奉公差，不得擅借“勘合”（使用驿站车马钱粮的凭证）
2.官吏不得借故远行（你可以编理由，但我也可以不听）
3.因公到驿站，按规定提供用度，不许额外素要（犹如现在三菜一汤）
4.从首都到外地出差，兵部发给“内勘合”，回京后立即交还兵部；由外省到首都办事，由有关部门发给“外勘合”，人到后立即交还兵部。
这样的政策，张居正的前辈实行过多次，他们没成功而张居正却成功了。这除了张强势而坚韧的性格，以及正做事务实不务虚的办事风格外，也与皇帝、皇太后的无条件支持有莫大关联，这还不够，都说自古女人太监最会坏事，张居正的改革却也得到了宫内首席宦官冯保的全力相助，在三大金刚的护法之下，张居正不仅有理由相信，事实上就算他不相信，他的改革也会冲破重重阻碍获得胜利。这也正如黄先生指出的，张居正“行使职权时具有相当的威望”的原因。
对张居正来说，整顿驿站只是小试牛刀，真正为帝国增加肌肉的强度与硬度，也为自己青史留名的还得数“清丈土地，整顿赋役”。这是改革税赋，清理财政多元不并现象的最重要的一步。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对全国土地进行清理丈量，以3年为期限，实际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告完成。统计结果，查实全国征粮土地为7013976顷，比弘治时的4220000顷的可收税土地增加了近3000000顷。这多出来的300万顷土地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被富户豪强一直瞒报的土地。
明确了天下田亩数，重整税收制度也就有了基础。。1581年，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将各种名目的杂役杂税合并为一种归入田赋，统一征收，在这过程中，这位皇帝口中的“张先生”还提倡发展市场经济，促进货币的流通，增加市场供应，以扩大百姓的收入来源。
经过张居正“不辞劳疾”的努力，到了1582年（万历十年），帝国的财政状况有了极大的好转。这年，国家银行的存银已达4000000两，加上首都粮库里的存量折合成银子，共有8000000两，而单是首都粮仓里的粮食就可支用10年，如果算上地方存粮，将是一个无比令人兴奋的数字。
从结果来看，帝国的财政突围是成功的，它的体格因张居正的喂养而重新恢复健壮。比起商鞅、王安石这样的革新前辈，张局长无疑是幸运的，不管他个人操守如何，毕竟是后人口中的“伟大改革家”。然而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却道出其中玄机：“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地压力”。
强权人物总是人们乐于攻击的对象，因为他们太与众不同，或者太标新立异，让旁人极不舒服。换作别人也就罢了，然而对他最咬牙切齿的却是当今圣上，人亡政息也就成了必然。国难思良将，国衰思良臣，1622年，朱由校为张居正平凡，然而一切俱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