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读不懂的清朝
如果从明朝自身原因来看，清朝的入主中原应该说是必然的事情。这当中纵然有“实施文字狱，大肆屠戮汉人”，但是经清初四位皇帝的努力，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清朝成了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当然，以区区百万人口而能取得中国的皇位，也有其自身充满图强与奋斗的刚毅性格在起作用。
令后人一时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曾经创出清初盛世的帝国，在进入19世纪之后，却突然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渐渐露出疲态？乾隆末年被英国人嘲笑，道光年间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破“天朝上国”的脸面，到19世纪末，又再败于原本瞧不上眼的日本。一败再败，败无可败，于是赔款割地成了日常事务，想要争雄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以“大历史”观来看这段历史，黄仁宇先生已为我们指出“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然而也正因是中国传统式的王朝，在其末期也难逃宿命的轮回，只是时间跨入新时代，遭遇的具体事件不同罢了，就此说来，清朝也只是传统中的一环，而非特出。
第1节吴三桂：一半是孤寂，一半是悲凉
1644年的春天，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一悲剧者，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认为吴三桂是有些可惜的，他在一篇文中写道：“1644年的春天，明军部队唯一可能防制这一悲剧者，为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黄先生将清军入关，定鼎中原谓之为“悲剧”，可见在这位历史学家心中，对吴三桂曾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只是希望过后徒剩失望，也只能是书生留叹息了。
春天，万物复苏，承载着人们美好的愿景。但1644年的春天，对于明朝，确切地说，是对崇祯帝朱由检来说，则意味着人生的绝路——
1644年（崇祯十七年）2月8日，闯王李自成建立大顺国，建元元昌；4月25日，闯王攻陷北京，明朝的命数就此完结。崇祯帝煤山垂发自缢，无颜对祖宗；
皇帝死了，但朱明王朝在各地还有诸多亲王，万里江山还有可用之军几十万，在南京，还存在着一整套完备的政府机构，此时，若是有谁登高一呼，勤王之师四方而来，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不消说其他，单是吴三桂，以重兵守卫明朝的辽东门户，战斗力不可小觑，尤其世论其“关宁铁骑”天下最强，李自成天不怕地不怕，独惧此耳。
军队强是一方面，作为将门之后，从小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吴三桂本人也可谓是虎威赫赫。其父吴襄出关巡视，被清军数万人围困，吴三桂率20余名家将于万人中将其父救出。这个吴家的二小子因此战而“勇冠三军、孝闻九边”，被封为游击将军。
国事为艰之际，冷不丁地冒出这么一个年轻将才，崇祯帝喜不自禁，在吴老二抱着盛名在京城观光时，皇帝亲自召见，问关外之事，吴老二对答如流，且有新的作战思维，很对崇祯帝的口味。在这个皇帝的心中，吴三桂无疑是要“提拔提拔再提拔”的。
世人也对吴三桂充满了寄托之情。诗坛领袖吴伟业称其为天下“白皙通侯最少年”，其舅父、大将祖大寿对其也赞不绝口，认为安天下者，不出吴三桂。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推崇的环境下，吴三桂主动或被动地被历史推到了前沿。1644年，这个因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而被世人记住的年份，也因此变得更为戏剧化。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更多的来自“财政之破产”，到1644年，明王朝因对关外用兵，及剿灭农民军，欠军饷达白银数百万两，而这只不过是善意人的保守估计。欠饷必然要额外增税，苛捐杂税又使民怨陡升，民不能活，而造反为了吃饱，如此往复，天下怎能安宁？将佐领不到军饷，焉能负起守土职责，士兵领不到军饷，又怎能用命疆场。不发生兵变已经很对得起朱家王朝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李自成派人给吴老二送来招降信，附带的还运来4个月的军粮以及40000两白银以充军饷，已多年不知银子为何物的山海关守军仿若久旱逢甘霖，大悦，吴的内心发生动摇，准备投降大顺政权就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事了。
照这么演绎，历史剧本将被完全改写，人物关系也将乾坤颠倒，李自成乐见其成，只可惜部将刘宗敏贪恋女色，掳走吴的爱妾陈圆圆，又听说父亲在李自成那边并没有受到人道待遇，于是国仇家恨一起算，引清兵入关大破大顺军，读书人对此也只能一声长叹。
在吴伟业的《圆圆曲》中，这段故事被简单化地书写成“痛哭六军成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论刘宗敏为人，强霸女子的事情当是确凿，但若论吴三桂甘愿作天下第一大汉奸，全为圆圆，未免太小瞧了这个吴老二，这位虎将也不会如此英雄气短。那不过是众多小原因中的一个而已，倘若如此，又如何在康熙年间起兵“反清复明”，说反清复明是假，康熙削藩，权位不保，不如反而图之是真。
黄仁宇先生认为，之所以会有众多与吴三桂降清有关的情感绯闻，无非是当时之人“有意自圆其说，以便甩脱他们内心的内疚和狼狈。”其时吴三桂降清之前，明朝已亡，又何来背叛一说？然而，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事过百年，人们对吴三桂的印象已成定局。在当时，他已不容于主流社会，“贼子”前面必定加上“乱臣”，一朝站错队，终生是罪人。
也许吴三桂的全部悲剧，在于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情，这才注定了错误的人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以他为首起兵“兴明讨虏”。虽旧部多有响应，甚至台湾郑氏也与之联络，看上去势大而强，但真正追随他的汉族士子却寥寥无几。至其73岁时，干脆扯掉“兴明“的旗帜，挂出大周的旗号，自立为帝，当然更不见于汉人的眼目。
黄仁宇先生指出1644年4月25日，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财政部长在家中悬梁自尽，家中还有12个人与其同时殉国，为朱明王朝殉国的还有建设部长、监察部副部长、最高法院副院长等国家高级干部，而中下层官僚为国殉难者“不可胜计”，就连宫女，也有200多号人自溺而死。
黄先生由此指出，明朝并没有失去一般士子的拥戴，但吴三桂即便打出为明朝复仇的旗号，也不能一如他所想的那样成为大众眼中的救世能臣，这也真可谓一朝成贼子，万劫不复归啊。吴三桂的心中肯定有诸多疑问，或许他是明知道不可为而为之，他在选择自己的归途，他希望生前荣盛，死后哀荣，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被世人所理解。只是这一切的所望，如今看来不过都是些美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