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3节义和团：时代铸成的坏脾气
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
——黄仁宇
19世纪末的中国，就像一锅热腾腾、迷糊糊的粥。
1897年11月1日，因不堪洋人欺凌，山东巨野县磨盘张庄村的村民杀死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胶澳租界条约》，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而当地人同外国传教士以及教徒的仇隙也越来越深。
这件事让慈禧很是烦恼，因为在此起彼伏的“教案”背后，总有“义和团”的身影。
黄仁宇先生认为，“义和团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这个秘密社团，最初起于山东，不见于官方的眼目，直到“巨野教案“后，才被世人所关注。他们痛恨洋教，带上“洋”字的物体也一并排斥，除了洋钱。他们将世纪末中国所有的灾难，归结于“全是教堂遮住天”。
义和团最让时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高超的法术，黄先生说“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除了认为练气功可以挡子弹，义和团还相信，念咒语也能挡子弹，比如“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就能让自己成为金钟罩，铁布衫。因此，义和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人杀不尽。
凭着这些眼花缭乱的本事，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河北、到天津、直至北京。据说洋人很珍惜生命，眼看自家的传教士接二连三地被锄头、镰刀、斧子、大片刀砸死、砍死，他们若再与己无关似地坐在温暖的办公室，就显得太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了。
从河北到北京，义和团井喷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山东巡抚毓贤，黄仁宇先生称其为“仇外者”。黄先生说，这位省部级高官“称义和团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这是1899上半年的事情，然而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年底，毓贤被革职查办，袁世凯为代理巡抚后，采取的却是敌视的态度，至1900年，甚至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
这种姿态上的转变，反映出慈禧内心的焦灼与矛盾。一方面，惊恐于义和团“反洋教”的列强，要求清政府取缔这个“恐怖组织”，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如1900年5月12日，直隶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清廷派兵弹压，结果其统领为义和团所杀，满朝震动；另一方面，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
作为女人，在要面子这档子事上，慈禧不比任何一个人少，作为政府首脑，义和团扯出的“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对她来说，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这些人能像他们说的刀枪不入，杀洋人如同杀鸡，那么招抚他们为己所用又有何不可？而且义和团“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也让她相信，这个民间组织对她是绝对没有恶意的。况且，6月6日去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的官员回禀说“拳民可恃”，政府高官，皇亲国戚也认为应善加用之，共御外辱，慈禧觉得自己应该“从善如流”。
在这种情况使下，出现了黄仁宇先生说“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又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的现象。
义和团再怎么神仙护佑，神功护体，对慈禧的这套做法恐怕也很难看透。自己到底是什么呢？空闲时，他们或许会在想下顿饭吃什么后，顺带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这些怀抱朴素的爱国忠君思想的农民，有很多头疼心烦的事——养家糊口，赡养老人，所以，团民队伍虽“大而壮”，但很大一部分是妇孺老幼。这些千百年来跟土地打交道的农人，十几天以后，将有几千人倒在“洋人”的枪口下。
慈禧可能根本未曾想到：她没想到涌向首都北京的团民会有数万之众，她更没想到那些红头毛、绿眼睛的洋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给自己，这让她非常窝火。她决定在洋人面前展示一下天朝上国的威严，内心的愤怒让慈禧的判断力发生了偏差，虽然她的判断力始终处于偏差状态，但事后，人们会发现，这次的偏差带给这个帝国的伤害是多么的“无与伦比”。
黄仁宇先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国家。”
20世纪的开年，慈禧的情绪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动。义和团所做的一切是这种激动主要的来源。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遇害。”“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仍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慈禧相信，在宣战之前就已成为朝廷利器的“义民”，在宣战之后，定然会帮助朝廷“斩妖除魔”，不是说他们刀枪不入吗？不是说他们神功护体吗？那就让那些洋人尝尝“义民”的厉害吧。
火烧位于北京商业区大栅栏的“德记”洋药行，波及烧毁5000多间房屋，大栅栏一片焦土；同时贴出悬赏告示，杀洋人100两银子；杀洋女人，70两银子；杀洋小孩，40两银子。
照此发展下去，历史会顺着哪条路前行？世上本无先知，所以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这种让人不免揣测、模糊的状态实际上也来自慈禧始终没有化作“唯一性”的心态。她虽然看好义和团，但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义和团身上。尤其是6月25日发生一幕，让她警觉——义和团可能会超出自己的掌控，进而发生民变，篡朝夺位。这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忌讳的事件，慈禧也不例外。
这一天，端郡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带着60多名义和团团民冲进紫禁城，声称要杀掉和洋人一条心的光绪皇帝。慈禧揭穿了这两位铁帽子王趁机作乱的阴谋，杀掉了为首的团民。事后，慈禧速命军队停止进攻使馆，还派亲信荣禄在使馆外树立了“奉旨保护”的牌子。显然，这个女人是在为自己留后路，于是身为读史者的我们，看到如下的景象就不奇怪了：几千“爱国”清军加几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围攻只有100多个守军的使馆达，却硬是攻不下来；围攻西什库教堂也是如此，教堂里只有100多个中国教徒和40来个外国士兵，而义和团却有千人，结果洋人毫无损伤，这边却死伤无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懈光绪西逃而去之后，义和团的“霉运”又加深了一层。
9月3日，“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7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19日，“联军往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权力的持有者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他们在苟合中寻找自己的午餐肉，义和团却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阳光。这样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因为正如黄仁宇先生说言，“上端”是一个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事态的发展，以及之后留下的名声，由此也就可以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