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5节蒋介石：新势力的成长困惑
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完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完全维新，又不一意保守。
——黄仁宇
蒋介石似乎是个很难定义的人，这一点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完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完全维新，又不一意保守。”
如果说蒋介石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深谙于复杂的生存之术，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事实上，这是国人既定的生活方式——以一种面目对家人，以另一种面目对他人，自己则又是另一种面目，喜怒不形于色，而为人所忌惮，亲切而难以亲近，严厉中带出威信，既有城府又偶有天真。
很难说蒋介石从年少时期就已立下大志，否则他不会在日本留学期间与18岁的日本艺妓津渊美智子暗结欢好，也不会暂居上海时，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来往，并出入风月场所觅戏欢，尤其第二任妻子陈洁如所著回忆录里指出蒋得过梅毒并传给自己，更显出生活上的不检点。
出于善意，我们可以将这番经历理解为蒋介石在人生道路上必然经过的岔口，毕竟那时的蒋不过27、8岁，放在今日之青年身上，也难免吊儿郎当。什么时候开始长了记性，不在以“混世”的态度生活，而以一个“做总理忠实信徒，为国家死不足惜”的全新形象出入于政治的舞台，已无从知晓。或许在他下定决心，认真生活，慷慨救国之时，也可能有过犹豫。因为1922年6月的广州形势，远要比他想象的复杂。
陈炯明兵强马壮，实力决定位子，在陈的粤军包围总统府并进行炮击之前，诸多孙中山信任的“同志”已多数倒向陈一边。曾经在上海和一帮狐朋狗友做过投机生意的蒋介石自然明白这里面的要害，一旦押错了宝将血本无归。此时的陈炯明虽被孙中山免去要职，却是广东的实际领袖，而孙博士虽然贵为大总统，却长期受到各派军阀压制，最关键的是手头上没有自己实际掌握的军队，实力相差悬殊。
明智的人已选择了他们的出路，蒋介石头脑灵活，也算是个精明的人，但他却没有像通常人那样做。孙中山避难永丰舰55天，蒋介石就在孙的身旁陪侍了55天。心灰意冷的孙中山见此忠义之士，遂对产生绝对的信任与倚重，于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6个月后，又奉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我们是否应该这样想，彼时的蒋介石曾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呢？在他的脑海中可能浮现过无数个“万一”，但最终我们看到，他选择了一条明路，他似乎并没有失去什么，反倒在有意无意间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而这也为他铺平了直上云霄的道路，这条路始于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这是他个人声誉的第一个高峰期，此后，他如黄仁宇先生说的“以黄埔毕业造成部下主力”，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1926年7月又实施北伐，一路势如破竹，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成功。此间蒋介石的表现一如民国国旗之名“青天白日满地红”。
黄先生认为，蒋介石收拾了军阀割据这一残局，兼容并包各类人物，使国家及其政党在空前伟大的胜利之下得以团结，可以说既完成了中国表面上的统一，也使我们这个民族有了主心的动力，如黄先生所述：“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就此一点，蒋介石至少是有功绩的。这其中也有妥协与退让，因为打仗不能光凭意气，政治也不能仅凭一张嘴巴，他所得到的金援远要比他失去的利益多得多。在蒋介石看来，他并没有出卖任何方面的利益，因为金援本身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及其退让政策影响了日后他对日本的态度。
1933年5月31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署《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势力渗透至华北；1935年７月６日“何梅协定”确立。这两次主权上的大退让，显然不能让爱国者和蒋的反对者满意，我们不知蒋是在怎样的情势下同意这两份协定的，他是否心有不甘还是无所谓？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在他的一次谈话中一定程度上听到这位最高领袖的心声，这段讲话中的其中一段尤为人们所熟知——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只是这样一来，将蒋介石归类于投降派还是主战派就成了问题。我们不妨做一下这样的理解：身处亡国灭种的边缘，作为实际当权者，蒋介石必须拿出某种刚硬的姿态来证明他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他一直在追求像华盛顿那样的全民拥戴。黄仁宇先生也说“他与当日同盟国家的领袖丘吉尔、戴高乐无异。”要保持自身的地位就必须认清当下的现实，对于善于揣摩别人心思的蒋介石来说，这一点他看得很透，当然，他也不愿意让人骂成“爱国贼”，他不仅要做行政上的领袖，也要做精神上的领袖。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依借外国援助。”起初争取外援的努力使蒋介石颇为无奈，因为美国尚未受到战争的影响，他们的眼睛里除了夏威夷的惬意日光，就是好莱坞的时兴电影；德国因与日本的亲密关系，对中国持旁观之态；苏联虽在前期有过慷慨而无私的援助，但是这种援助自与皖南事变而告终止。不过1941年年底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随着美国的参战，蒋的政府不仅得到了有效的援助，其本人还成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8年的抗战，如黄先生所言，蒋介石及其政府“纵有各色各样的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了百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这是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的第二个高峰期，但是可惜，这次的声誉高潮持续时间比第一次并没有长多少。十几年后退居台湾后，他是否还会因此耿耿于怀呢？就像他常常想起奉化老家的祖坟一样。
从一个浪荡公子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供蒋介石回想的事情有很多，他可能会承认自己身上存在着别人所不能理解的矛盾性，但他也更加坚信自己一生所为是正确的执行了国父的遗训，他是“先总理唯一的信徒”。这句话当中是否夹杂一丝无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