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第4节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论《史记》与《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过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常言道，文品亦为人品，作书当如做人。黄先生指出这两部史书的不同，其实也指出这两个作史者各异的秉性趣味。如黄先生所言“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以后世眼光评论这两本史书，联系作者所为，我们不妨称司马迁为个性新人类，称班固为反个性的规矩人士。
前127年，司马迁随父亲从家乡夏阳迁居长安，由于司马谈的关系，他有机会受教于孔安国、董仲舒这些当世名儒，依照我们固有的认识，在汉武帝崇奉儒学的大环境下，只要司马迁用心学习，对各位任课老师尊敬有加，另外时不时地写上几篇文章歌颂一下伟大的君王和他英名的政策，不出意外，司马迁必然会被龙目所钟，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他的人生也会展开一道与我们所见不一样的轨迹。但我们看到，他比没有那么做，除了尊敬老师，早睡晚起，偶尔做做身体运动外，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理论，还是青年的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太多兴趣。
他与当时富贵子弟的主流意识不同，当人家还在为仕途升迁而投主所好时，马革裹尸、英雄沙场是他的人生理想，张骞、霍去病是令他热血沸腾的偶像。城市的生活使他驿动的心感到疲倦，他希望自己能走出城垣束缚的世界，去一览瑰丽壮美的江山。
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对于司马迁来说，每个有理想的少年身后都有一个同样性情的父亲。司马谈一向倡导“有志理想，路在脚下”，也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著书写史，就以此为原则，如今他又想编撰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只是年事已高，怕有些力不从心，儿子年少，除了让他出去多走走，广博见闻外，司马谈也有私心，就是让儿子接班写史书。
说司马迁“自由奔放”多少有些过，但如黄仁宇先生说的“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倒是清晰可见。老话说“三岁看到老”，司马迁的这一情趣秉性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然，这已是后话。
20岁的司马迁带着多走路、多思考、多记录、多经历的目的，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旅途——“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口袋里的钱粮足够他一路潇潇洒洒，但他终究不是纨绔子弟，如今常说，只有用心，才有花开结果时，于司马迁而言，他唯有带着感情去体验，这段旅程才有价值。他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当这个年轻人来到汨罗江畔时，他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高声朗诵屈原的诗，念完之后痛哭流涕。
这样一个人，放到现在都显得有些“闹腾”，司马迁有自知之明，说自己是“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我们当然也能料想，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班固，对司马迁不会有什么好感。抛开他的家庭环境，单就皇帝的所好来说——黄仁宇先生指出“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班固显然活在主流社会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活”并非出于什么政治压迫，或是万般无奈的选择，而是主动靠拢。他的一生也经历过“男儿当自强”的火热年代。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也算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了一回。不过，这段故事于他而言不过是段插曲，洒脱一点来说，是抽身于繁忙的公务去戈壁荒漠度度假，散散心，他人生的重心始终不离“正经的学问”与“正道的生活”。
环境决定处境，思维决定视野。班固是个成功的读书人，也是个忠诚的体制维护者。故而，对利益富贵这类东西非常敏感。司马迁认为，妻子儿女没有衣服穿，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没有好饭好菜，作为一家之主，是应该感到耻辱的，如果没有这种心情，那么连草木都不如。黄仁宇先生故而指出“在他看来，贫穷是做事失败的象征，除了特立独行的人可以例外，其他都应引以为耻”。显然，司马迁把自己看做是特立独行之人，但班固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游离在主流价值观之外，他旗帜鲜明的对司马迁举起了反旗，黄仁宇先生引班固《汉书》里的《司马迁传》指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说出上述的那番话，司马迁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在大家都唱高调，鼓励精神愉悦的时候，他掀开人们内心的欲望，袒露人性的本质——富者人之情性。在他所处的时代，自然比谁都要个性。因为黄先生指出，这样的话“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作为一个史家，性格因素对史料选材的影响，至少在司马迁身上，显得格外明显。单拿项羽与刘邦来说，这二位应该都算是英雄，不过英雄也有大小之分，在特定的环境下，英雄有时还是流氓的代名词。刘邦彭城大败，慌不择路，为了不被敌人抓住，就把儿子刘盈、女儿刘乐推下车，好在有夏侯婴一片仁心，才保住他们的性命；刘太公被项羽所执，项羽威胁要把刘邦的父亲剁碎煮肉羹，刘邦笑着说：“有幸请分我一杯。”刘邦这个英雄流氓将“不慈不孝”全都占全了。
依照儒家倡导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开国领袖的这些糗事应该以某种高超的技法隐去，或者干脆不写，而且项羽论起来，乃“本朝第一号公敌”，后世有“尊刘贬曹”，生于大汉、长于大汉的司马迁，当然要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个让自己的领导吃尽苦头的“反革命”一贬到底。但司马迁并没有这么做，他将《项羽本纪》排在《高祖本纪》的前面，将项羽以同情赞誉之笔法叙其可爱的面目，而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黄先生风趣地指出，这要是放在班固的时代，项羽就只能被称为“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班固对此心有领会，他总是能以主动的姿态贯彻自己和上司的主张。黄仁宇先生指出“他的《高后纪》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一事一字不提。”司马迁却是“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论班固就是一个死板僵化之人，他多少也有些“异类”的色彩，比之他所写史书的“中正端直”，他写别的文章则生动有趣，潇洒明朗，不带迂腐气，更没有“官方色彩”。两人虽名分有异，结局都有些惨惨戚戚。一个被宫刑，一个蒙冤入狱而死。在这方面，两人算是殊途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