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短篇在组织部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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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一件令我特别遗憾的事儿

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由于时任组织科长兼党管科长,涉及到党员管理业务。有一位自1984年来连续****的老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不灭的记忆。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决定对在文革中没有落实的一批地下党员,进行身份确认和明确,以充分肯定其为解放战争做出的积极贡献。当时,大家刚刚从恶梦中醒来,一切都觉得半假半真、将信将疑,因此出现了部分党员同志主动给朋友做工作,不要将自己的情况讲出去,怕将来成为被批斗的依据。其中我接触的这位老人,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地下党员确认工作时,心有余悸的他有意回避了这件事儿。等到确认工作结束后,看到过去的同事身份得到确认后,不但没有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反倒得到了党的关怀,享受到了应有的政治经济待遇。于是,他才知道自己犯了个低级的错误,便开始自己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上访生活。为了落实地下党员身份,他坚持每个月向组织部寄去一封信,向领导反映自己的想法和情况,同时也附上了其他证人的证明材料。可是,落实政策的时间已经过去,甚至于落实政策的干部都换了朝。

新到组织部的领导见了,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来处理,因为这是过去数年的政策,现在还适用不,还有就是涉及的人群不止一个,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大多心里是这样认为的,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只要落实政策当时没有确认的,政策自然就该失去效力,于是一朝班子推到另一朝班子,一拖就是20多年。20年间,上百封的****信件,向一摞书样堆积在那里,死一般地静寂,静寂得让人都有点心寒。

当我第一次接待他的时候,看到老人拄着拐杖,身上穿着陈旧的衣裳,明显有老同志不拘的痕迹,消瘦的身材一眼看去都显得特别地虚脱,特别是高高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黑的眼镜,躲在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遮掩不住他那矍铄的精神和不屈的信仰。

看到老者的不易,想到他要从乡坝里赶车进城,觉得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都有点吃不消的样子,我从心底激发出了一丝丝同情之心,于是认真询问了他的情况,并和科里的同志一道,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待他走后,我们拿出过往的材料,进行了认认真真地审读,希望能够找到证据链,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结果,材料却是断断续续的,而且前后矛盾,也就难以定论,这或许就是拖至今日都无法定夺的根由。因为在落实政策时,没有人证明他的身份,到了****时才有人站出来证明他的身份,加之其常常会在讲到激动之时,站起身来,欲脱下裤子,给我们看屁股上至今都留有的被国民党特务用铁板烙伤的疤痕。

看了材料有点犹豫,看了他的状态心里特别认同,尤其是那伤痕多少可以证明一些问题,因而不得不发自内心的相信他的话。要解决的话,也行。就是认定宣传工作不到位,出现的遗漏。不认定呢?就是落实政策时他没有来反应。这种可以朝两头走的态势,着实让我们感到七上八下,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与方向。后来,我们还专程前往他的生活地,实地调查了解了他的生活状况以及有关证人的证词。

看到其年逾古稀的面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地下党员身份,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金钱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更多的是荣誉能让他为此兴奋,尤其可以为自己曾经的付出予以肯定。调查回来后,因当时副部长已经调任广电局工作,我便将这个观点向部长进行了汇报,言下之意就是想推动这个问题的落实。可是,部长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觉得不能轻易启动程序,因而不得不放了下来。

尽管如此,但信仍旧一个月一封信地寄来。再往后走,信寄来了,但亲自上访次数慢慢减少了。于是,我在心里这样想,是不是因为20多年的努力都没得到解决,老者是不是心灰意冷了!后来我专门委托乡镇的党务工作者去看望下他,同时了解一下其近期生活情况。原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眼睛越来越不行了,就是身子骨也难以应付这样的工作,毕竟写信也是费体力的活。虽然对年轻人来讲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而言,这该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了。没过多久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他出人意料的来到了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当时我还没有上班,刚刚走到办公楼下,部办公室的同志就打来电话,说是部长有事叫我赶快到办公室去趟。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就火催鬼催的。接到电话,我没有犹豫,三步并着两步赶了上去。走进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徐老。他坐在部长的身边,尽管身子骨不如从前硬朗了,但双眼还是那么地炯炯有神,并且带着希翼的目光盯着我,我并没有行使官场里那种握手的礼节,因为这缺少那样的气氛和条件,不过我是很有礼貌地给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在离他不远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当我一坐定,部长就告诉我,徐老前来反应落实地下党员身份的问题,你曾经在组织科工作,情况比较熟悉,你看徐老的情况该怎么处理。部长的话很简短,也包含着丰富的细节和内涵,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同时也理解部长的意思,想叫我直接给出否定的答案。可是,我从来都是个正直的人,尤其看到老者的期盼眼神,我多少不能愧对自己的良心,于是我把前前后后的调查情况梳理了下,客观地讲给了徐老听,也给部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我当时确实有自私的一面,因为我与部长早已交流过,自然了解部长的心思,也就没提出解决了的提议,只是给出了一个两种可能并存的意见。面对如此情景,我也不能给出自己心中想说的答案,因为怕领导认为我故意与其作对,导致上下级的关系变得紧张。徐老听了自然心里没底,部长听了自然也没定夺,当然是符合部长心意的。因此,部长便叫他回去等待,组织部再派人调查,到时看能不能落实政策再告诉他。

其实,谁都没有想去落实的意思,因为是不敢去落实。按照部长的意思,这种现象不止我们有,全国各地都存在,一旦我们解决了,就会引起更大面积更多的问题。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组织部,到了另一个地方工作,也就没有再接触过徐老。去年回家过年,问及曾经的同事,说是徐老辞世多年了,他的问题因政策过去多年也一直没法解决。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感到特别地内疚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