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事确也有奇而且怪的。以文人下海事来论，先前政策不允许时，文人们将那三教九流以各种能耐得钞票的人骂得体无完肤，且是用了一种酸而且妒的语调。现在政策宽了，敢下海能赚钱又成为一种时尚，文人们下海的兴趣与热情自不待言。然从舆论界的宣传来看，似乎他们又举起了高高大大一面旗帜，做起了向市场经济冲击的先驱，代表了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方向。什么人高兴、愿意下海，自然有国家政策的鼓励，那正是与别人不相干的事；可我们的新闻媒介当要想想清楚再作宣传，万不可闭了眼睛乱嚷。
有人说，教授经商文人下海现象，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反而显露了社会体制中的弊端。吾与此不敢轻易言之；但先前有人曾说，要武人不谈文，文人不谈武，中国才会好起来。这意思，即使今天，我以为大抵也是不错的。不过，文人下海或者也是观念转变的体现未可知。
由文人下海事想下去，大抵谁也不愿自己贫穷亦不愿自己比别人贫穷。然人的不平等，又确是一个铁的事实（我甚至以为人生就不平等）。毛阿敏一首歌可收入上万元，那是她的能耐，有人愿出10万元请她出场，那是她的名气，别人大可不必对她本人眼红心妒肺鼓胀。这不是毛阿敏的错，还得往旁处想想。有文艺界名人言，他辛苦两年写就的书稿，其价不值歌星三分钟吆喝的零头（大意）。谁付出的多？谁显出的价值大？想来真让人啼笑皆非。然谁又获得的更多？也需要认真的去想。倘使那文人真的以为他的付出与获得远不及歌星的理想，倘使他先生下海经商真是为了自己出口恶气也为同仁大个抱不平，那么我就也真的迷惑不解了。据我的意见，经济领域和市场领域并不少先生一个，而个学科领域并不多如先生那般有突出成就的专业人才。
我们究竟要承认，职业与利益并不是同等的；在人们的心目中，什么人的价值，也并不是以金钱和权势可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