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伊朗和中国相继出现这种父子相残主题的作品不足为奇。瑞士籍比较文学家弗朗西斯·约斯特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母题、典型和主题必定是超越政治和语言界限的，虽然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失去所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但他们往往反映出各民族文学中存在的共性。”【注1】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各个民族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里，创作出水平不一、内容迥异的文学，这已是久为人知的事实。反之，不同民族写出异曲同工、同出一辙、表现相同主题的作品，也无须百生疑窦。这是“由于共同的起源中产生出的智能素质和体制结构的共同性。人类经验的结果在同一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期和一切国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注2】。不同民族总结生活经验的思维发展规律近于同步的现象表明，人类的原始思维并未因自身的进化而消失，它沉积、凝聚在历代古代人的心理深层，直至现代，成为人类共通的审美感和艺术感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至于像上述表现相同主题的作品，在某些细节描写上的许多差异，与中伊两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接受模式、道德视角、宗教文化等因素的不同有关，与作品的历史框架、作者的美学取向也不无关系。
由于丝绸之路是中国和西亚阿拉伯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这两组内容相同的故事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影响与接受的关系，下文将进行分析。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格外谨慎”地引用了图松的下述观点：“在谈主题时，事实联系和文化的一致性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注3】。遵循这一原则考察鲁斯塔姆、薛仁贵这两组父子相残故事的主题，是否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联系，是否表现出文化的一致性，即是否存在着某种事实上的联系，是否表现出文化的一致性，即是否存在这两部作品创作的某些交感区域，还是仅仅囿于两种根本不同的、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精神产品的藩篱，纯属巧合才表现相同的主题，这正是围绕父子相残的主题，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更深层次探究的缘起。
季羡林曾经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根据本国、本民族的情况独立发展。在这里，民间文学起很大的作用，有很多新的东西往往先在民间流行，然后纳入正统文学的发展轨道。第二，受到本文化体系内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影响。本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也时时入侵。第三，形成以本国、本民族文学发展特点为基础的、或多或少涂上外来文学色彩的新的文学。”【注4】这不仅总结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阐明民间文学和文学交流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两个问题也恰恰是主题学赖以自下而上发展的两块沃土。主题学就是在19世纪德国民俗学中涌现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民间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影响到民族作家的创作，而且表现出超越民族界限和语言障碍的强大穿透力。因此，父子相残的主题在中伊两个不同国度的文苑里才有生出并蒂莲的可能，即相互沟通的契机。
《列王纪》在记述有关作品内容创作素材的收集时，曾写道：“如今，故事散落到祭司们之手，明智之士都到处把故事搜求。”可见史诗中的故事原型是流传在民间的，当写到鲁斯塔姆父子相残的悲剧故事时，诗人进一步说：“我把德赫干【注5】讲过的一则传说，与古代的故事缀联组合，一位祭司把一段往事忆起……”这说明有关鲁斯塔姆的故事内容，经口耳相传，以民间文学的形式流传得相当久远、广泛。菲尔多西将这些文学题材收集后创作出的《列王纪》，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许多地区有读者群。尤其是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战斗的精彩片断，在这些地区可说是家喻户晓。与此相关的故事内容经新疆塔吉克民族的中介，也流传到中国西北的一些地区。
著名学者杨宪益在论及薛平贵故事的渊源时，钩沉发微，提到有关薛平贵故事的问题。他指出，以薛仁贵故事为核心的旧剧《汾河湾》，是依据描述薛平贵故事的旧剧《武家坡》改编的；薛平贵故事来源甚古，初见于秦腔，还提及西凉以及金川、银川、宝川三位姑娘的命名，都表明它可能是唐宋年间西北边疆一带口传文学的产物。大约到了元代，薛平贵被人改为薛仁贵了。至于杨宪益所论“薛平贵是回鹊传过来的欧洲故事”，【注6】因笔者孤陋寡闻，才疏学浅，而不敢苟同。但薛平贵故事由西域传人，并被附着在有史载的薛仁贵身上是可信的。《新唐书》和《永乐大典》只有薛仁贵因功得贵的记载，而无衣锦荣归之说。《新唐书》中只在薛之妻柳氏劝君从军时的话中提到：“今天子自征辽东，求猛将，此难得之时，君盗图功名以自显？富贵还乡，葬未晚。”【注7】可见元曲中《薛仁贵衣锦还乡》的题材源于民间传说是毫无疑义的，只是剧中并无薛仁贵杀子的情节。这一细节可能是根据西北地区流传的民间故事逐渐杂糅进去，直至《汾河湾》，才定型于剧本中的。据此推断产生于中国西北边疆一带的薛氏父子故事，可能受到流传在西亚广大地区的鲁斯塔姆父子相残故事的点滴影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西北边疆历来为中西文化文学汇通的重要媒介地，往来于中伊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即是这种交流的主要居间人。他们穿行于西域古道，将流行与雏形期均在中国唐宋之交的《列王纪》中的重要故事内容，散布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极有可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张赛“凿空”西域的壮举，中国和西亚开始了有案可稽的信息交流。北魏《洛阳伽蓝记》卷三载有如下事实：“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并有“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注8】的记载。唐贞观十四年（640）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至龟兹，促进了中亚、西亚各国与唐通好，仅长安就集中了西域各国的大量使臣、商人、宗教人士、留学生等。大食（阿拉伯）灭波斯萨珊王朝时，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因避祸全身而客死长安。安史之乱时，曾有回绝、大食之兵将十五万之众帮助唐朝收复了两京，事后因功留居张掖、酒泉一带的西域人数量日增，其中不少是波斯人。《资治通鉴》曾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初，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西安、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肿……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注9】。当时普查有田宅者就达四千人之多。随着西域人的往来、定居，西域的文化，包括许多阿拉伯、波斯（伊朗）的文化，如音乐、舞蹈、杂技、幻术以及民间文学等，大量而经常地传入中国腹地。唐宋时期阿拉伯人、波斯人来中国腹地的主渠道分为两条，陆路主要是翻越帕米尔高原，经天山到新疆，再到长安，直到11世纪后半叶，这条交通线才逐渐衰落。水路则从波斯湾经印度、印度洋到广州，经江西洪州到洛阳，再到长安。如此频繁和多渠道的商业往来、人员交流、文化传播，为民间文学的口耳相传提供了不少的契机，致使文学的流传成为可能。
在中国和西亚地区的阿拉伯、波斯之间有如此紧密的交流关系，鲁斯塔姆杀子和薛仁贵杀子之间极有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深入分析这一相同主题的多层次含义，对中国和西亚阿拉伯地区的各种关系会有更多的发展和更多的理解。随着中国和西亚地区文化文学史料的不断被发掘，上述观点肯定会得到进一步证实。
3.异曲同工的绝句——“柔巴依”与中国
波斯四行诗和中国绝句
波斯古典格律诗在借鉴和改造阿拉伯诗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诸多诗人以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表现自己的复杂感受，打破了阿拉伯语诗歌在阿拉伯文坛上一统天下的局面，致使它成为伊斯兰文学进人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即伊斯兰文学从此由单一的民族语言文学转变为多民族语言的文学。如果说阿拔斯王朝前期和中期主要是阿拉伯语文学以及随之而起的波斯文学占据文学主流的话，那么，阿拔斯王朝后期则是帝国版图内各民族的多语种文学，如突厥语文学等异军突起，促使阿拉伯语的诗歌和散文等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一些精通阿拉伯语的波斯作家的积极参与，并作出许多成就。但总的来看，波斯诗歌依然是阿拉伯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支劲军。其中波斯古典四行诗——“柔巴依”不仅占据重要地位，而且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绝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柔巴依”又称为“鲁拜”，意即“绝句”、“四行诗”。它是波斯语的音译。“柔巴依”是一种传统的波斯古典诗歌形式，其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独立成篇，有独特的韵律，每首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尾韵，每行由五个音组构成。由于其形式短小精悍，易吟易记，很适于表达诗人瞬间的思想感情，因此，“柔巴依”的内容多属于哲理抒情一类。
【注1：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3页。】
【注2：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8页。】
【注3：《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注4：《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注5：“德赫干”是波斯语，在古代，词义为“贵族”，阿拉伯人侵（651年）后，他们仍然宣扬波斯文明。现指讲故事者。】
【注6：《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6页～88页。】
【注7：《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
【注8：《洛阳伽蓝记校释》第133页～13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注9：《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第7492至7493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