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们一般认为“柔巴依”源于波斯和塔吉克的民间创作，其最早的渊源可追溯到萨珊王朝时期（226～651），据说，那时，便有巴列维语（中古波斯语）的四行诗，继后，以达里波斯语写作四行诗的作家在波斯文学史上大有人在，不可历数。“柔巴依”最初多在酒宴和聚会上配乐吟唱，故又名“塔兰涅”（即“塔朗内”，意为“歌曲”），诗人用这种诗体或抒情咏怀，或阐述人生哲理，或宣扬伊斯兰教义，颇为得心应手。据学者考证，这种仅有四行的“微型诗”，是出生于塔吉克民族最古老的文化中心“巴尔赫”的阿布·都库尔首创，在波斯——塔吉克文学奠基人鲁达基（850～940）时代定型。他一生写过10万行诗（一说130万行），但仅存804联（双行）。鲁达基娴熟地运用四行诗这种简短自由的诗歌形式来抒情，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奠定了“柔巴依”抒情的基调。步其后尘，几乎所有伊斯兰时期的重要波斯诗人都写过“柔巴依”，但只有生于丝绸之路上“沙布尔”地方的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对它进行了更细致的艺术加工，完善和发展为“柔巴依”。他以这种自由奔放的诗体抒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那些哲学家般的痛苦思考，诗人般的饱满激情，斗士般的无畏勇气，情圣般的挚诚爱情。
由于“柔巴依”在古代波斯就有“绝句”之称，就其形式而言，同中国五、七言绝句类似，在抒情写意方面也与中国五、石言绝句有颇为相近的意境和意象，而中国和阿拉伯、波斯位于“丝绸之路”的两端，两地之间的外交和商业往来甚密自不待言，仅文化文学交流的事实就不可胜数。中古时期在新疆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建立的哈拉汗王朝，就大量地吸收了阿拉伯文学和波斯文学的影响，留下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文学作品。马合木德的·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辞典》是11世纪时突厥人的大百科全书，尤素福·哈吉甫的《福乐智慧》是一部至今还在伊斯兰文化圈有深远影响的哲理诗集。在这种文化文学交流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柔巴依”和中国唐代的绝句同源，还是波斯诗人吸收了唐诗的精华，海亚姆踏响了来自中亚细亚腹地碎叶城李白等诗人的足音都是有可能的。即使是在当代，伊朗一些文学作品中也经常能见到李白的名字，一些文学评论家也评价李白的诗风和伊朗当代的某些诗风颇为相似。李白诗中的名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至今在伊朗仍不乏读者和知音。这种现象与中国唐代的绝句和“柔巴依”在抒情格调上异常相近恐怕不无关系。
“柔巴依”在中国
中外一些学者对“柔巴依”和中国古典诗歌“绝句”，这两种诗体的形成和形式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与研究。“柔巴依”只有四个单句，“离首即尾，离尾即首”，讲究“起承转合”，着意于“语短意长，而声不促”的诗歌意境。据中国一些学者研究考证，这种源于中亚突厥文化传统的“柔巴依”诗体，或与中国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或可能是源于中国汉代及魏晋南北朝歌谣的绝句。著名学者杨宪益在1980年第2期的《文汇增刊》上曾刊载《鲁拜集和唐代绝句》一文。文中指出，这种诗体可能来自中亚突厥文化，同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或者是由于丝绸之路的联系，唐代的绝句同出一源或者是由于丝绸之路的联系，唐代绝句是通过突厥文化的媒介而传人中古波斯后形成的。因为10至13世纪，正是素有波斯古典诗歌源泉之称的塔吉克诗歌繁盛的时期，塔吉克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早期也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柔巴依”盛行时期，它同时在阿拉伯以及包括维吾尔语在内的突厥语等多种东方语言文学中出现，由于它的形成和内容都符合人们的需要而深受这些语言区域内人们的喜爱。
总之，“柔巴依”这种抒情诗的形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密切。二者形成一种文学影响回返的流程。或者中国的绝句西行影响了“柔巴依”的形成，乃至它定型以后，又“出口转内销”，在东行回返传入中国。或者这两种诗歌形式同出于突厥文化一源，而在形成过程中互有接受与影响。“柔巴依”不仅在新疆地区保持原貌，成为维吾尔族喜闻乐见、经常运用的诗歌形式，而且被汉译成多种版本，流传、播扬在内地广袤的文化沃土上。正如回族著名学者马宗融（1892～1949）所说：“野蛮的欧洲人，从阿拉伯文学中学会爱情，懂得温柔与细腻。真是千真万确的事。而对中国古典诗意中的那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温良敦厚的诗风，‘柔巴依’也不啻是一滴清亮的露珠，熊熊的火焰，别开生面，却与五四开放的诗风，弘扬的个性接轨。”【注1】
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诗作从18世纪初开始在西方流传。但其诗作之所以能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是因为英国诗人费兹杰拉德（1809～1883）的英译。他44岁时才开始学习波斯文，由开始接触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到出于喜爱而进行翻译。1857年，由费兹杰拉德译成英文但并未署译者名的英译本《鲁拜集》出版，其中只收了75首诗。初时这个译本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已经减价却仍卖不出去。但是1860年出现了转机，著名诗人罗塞蒂（1828～1882）和斯温伯恩（1837～1909）发现了这本译诗，极为赞赏与推崇，诗集也因此而身价日高。1868年出版了第二版，共计110首诗，1872年和1878年，分别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均收入110首诗，只是排列顺序略有不同。从此，诗集影响愈来愈大，有了各种西文译本，仅英、法、德、意四种文字就有30多种译本。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柔巴依”即已传入中国。最早翻译“柔巴依”的是胡适。他于“五四”之前的1919年2月28日译了两首“柔巴依”（第7首与第99首），并将它称为“绝句”，收在他的诗集《尝试集》（1920）中。这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这两首诗也成了最早译成新诗的外国诗，徐志摩曾著文进行过评论。继后，1922年，中国第一个新诗人郭沫若根据费兹杰拉德的英译第四版，将《鲁拜集》译成中文出版，共101首，译笔典雅工整。他还写了两篇相关的文章，发表于同年10月出版的《创造季刊》1卷3期上。后于1924年1月他在出版单行本时添加了《鲁拜集》的诗集名。他指出：“阿拉伯族中有伽亚谟族，以制造天幕为业，获默的祖先恐怕是从阿拉伯迁人波斯的。”他还认为：“鲁拜这种诗形，一首四行，第一第二第四行押韵，第三行大抵不押韵，和我国的绝诗相类似。”并进一步指出：“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注2】他在《鲁拜集》的注释中还进一步指出第17首：“天地是飘摇的逆旅/昼夜是逆旅的门户/多少苏丹与荣华/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此首宜与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并读。”而郭沫若在第60首的注释中又指出：“以上两首（指58，59）歌颂酒德。李白诗‘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可移此作注。”【注3】他多次将“柔巴依”与李白的绝句相提并论绝非偶然，这不仅表明诗人对这种诗体的关注，很可能也是诗人觉得“柔巴依”和李白的绝句真有某种相通之处。
闻一多在读了《创造季刊》上郭沫若的译诗之后，于1923年在该季刊2卷1期上发表了长篇评论文章《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他客观地评价了《鲁拜集》译诗的得失，堪称是中国最早的诗歌翻译批评。文中在对《鲁拜集》赞誉的基调上，对译作本身也进行了热情的评价，如评价第一首诗时赞扬说：“很得法地淘汰了一些累赘修辞，而出之以十分醒豁的文字，铿锵的音乐，毫不费力地把本来最难译的一首诗译得最圆满。”与此同时，他也真诚地指出郭沫若译诗中的九处误译，并希望译者今后再译三译，以求尽善尽美。郭沫若则虚心地表示：“你这恳笃的劝诱我是十分尊重的。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加以改正。”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也直译了四首“柔巴依”。如第19首，郭沫若原译为：“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颜色怕更殷红／花园中的玉簪儿／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而闻一多则译为：“我最怕红的红不过／生在帝王喋血处的蔷薇／园中朵朵的玉替儿怕是／从当年每人头上坠下来的。”即使郭沫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闻一多君有直译文，甚忠实”【注4】。
1927年，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一书中也对《鲁拜集》进行介绍。此后，自1934年始至40年代，“柔巴依”的汉译之风日盛。其中全译费兹杰拉德译诗的有1935年出版的吴剑岚、伍蠡甫的英汉对照本，1939年的孙毓棠的韵体新诗译文本，1942年李意龙自印的旧体诗译本。同年，潘家柏以无韵新诗的形式译出另一位英国译者的无韵散文体《鲁拜集》。
“柔巴依”这种波斯古典四行诗，自胡适以新诗形式译出两首以来，七八十年间中文全译本多达十余种，译者近三十人。其中，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对“柔巴依”情有独钟。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曾以五七言形式译完这本诗集，但译稿几经变乱，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所幸有友人抄有一份，才得以收入全集。他回忆说：“《鲁拜集》‘五四’初期印行时，很多青年读者欢迎，我也是其中的一人。”“抗日战争一开始，我在课余喜欢读些中国古典诗，作为消遣休息，尤其喜欢唐人绝句。……那时我手边还有一本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诗插画本，偶然也翻看一下。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试以绝句译它，练练技术呢？一念既动，高兴的就以五七绝句试译一二首，终于译完了。”【注5】可见“柔巴依”在中国现代文学青年中的流传和影响。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柔巴依”在中国仍有播扬。据作家王蒙说，七十年代他在新疆“干校”时，就曾接触到乌兹别克文的柔巴依手抄本，因乌兹别克文与维吾尔文相近，所以他能阅读。八十年代，赛福鼎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之余，还用维吾尔文创作过十余首“柔巴依”，可见其在中国的影响。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行了黄杲炘的新译本，译名为《柔巴依集》。1986年，北京大学波斯文学专家张鸿年教授发表了直接从波斯文译出的《鲁拜集》1988年，波斯文学翻译家张晖发表了也是从波斯文直接译出的《柔巴依诗集》。1990年，翻译家柏丽出版了英汉对照、插图本的《怒湃译草》，其中有七绝和语体两种汉译文。其他还有台湾、海外以及许多节译的“柔巴依”等等。
波斯古典诗歌“柔巴依”不到百年居然能在中国有如此多的译本、译诗问世，受到这么多读者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也由此可见，“柔巴依”在中国长期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亲和力。
【注1：《回族文化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7页。】
【注2：《郭沫若译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5页～126页。】
【注3：《郭沫若译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8页。】
【注4：《郭沫若译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56页。】
【注5：[英]爱德华·费兹杰拉德英译，柏丽汉译：《怒湃译草·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