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勃庭长打断插话者：我听不见你说的话，用扩音器再说一遍。
布鲁克斯拿起扩音器，大声说：如果法庭允许，我认为这种提问不可取。这样会影响法庭法官的判断力，我认为法庭会公正地注意到，辩方也会同意战争中必然会有平民的伤亡，妇女、儿童和其他人的伤亡。如果这一点没有表明的话，我提议不要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
韦勃庭长：反对无效，继续进行。
布鲁克斯再度抗议：我再次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与我们想显示的问题毫无关系——谁引起的战争？假如这个问题与此有关的话，我看不出体现在何处。
韦勃庭长重重地敲击法槌：反对无效。
法庭寂静。
萨顿继续问：医生，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医院病人的伤情呢？
威尔逊继续答：我只能讲一下南京刚陷落后我救治的一些病人伤情，但除了在座的一两个证人外，我记不起其他人的名字了。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她脖子后有个巨大的伤口，切断了脖子周围所有的肌肉。
另一位辩护方律师马蒂斯（Mattice）先生举手：我想打断证人的陈述。首先，证人讲的是道听途说；其次，这和被问及的内容没有关系。他被要求描述所见的伤情，而他现在说的是那位妇女告诉他的话。
韦勃庭长：反对无效。关于你所说的“道听途说”再次宣布无效。
威尔逊继续答：通过对病人的询问，以及对送她到医院来的人的询问，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兵的所作所为。
韦勃庭长示意萨顿：他应该讲述那位妇女告诉他的内容。
萨顿向威尔逊示意。
威尔逊又说：一个8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医院，肚子上有条深深的伤口使肚皮外翻。医院还收容了另一个病人，右肩有伤，显然是子弹造成的伤害，而且——假如许可，我将把他告诉我的内容讲给大家听： 他是一群人中的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带到长江边被日本兵一个个开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江里，因此实际伤亡的人数不能确定。他假装已死，趁着夜色逃到医院。他姓梁。另一人是中国警察，送到医院时背部中间有一道深深的伤口。他也是一群被带出城的中国人中的唯一幸存者。首先，他被机枪扫射受了伤，又被刺刀刺伤——这是日军确保不留活口的又一种方法。这人的名字是（伍）长德。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房间里吃饭，突然邻居们跑来说几名日本士兵正在他们房间的桌子上强奸妇女。我们立刻冲过去，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他们家。院子里的人指着紧闭着的房门。此时，三个日本士兵持枪站在院子里。我们冲进了房间，发现两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两名妇女。我们立即救下她们，并把她们送到了金陵大学的难民营——校园里挤满了大批的难民，这些难民在这儿受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保护。
后来又有一个人被送进医院，他的下巴被子弹击穿，几乎说不出话，而他三分之二的身体都被严重烧伤。他讲述了他的遭遇——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被日本兵抓住，并被浇上汽油放火点着。两天后，他就死了。
还有一个人被送入医院，整个头上、肩上都是严重烧伤。所幸他还能讲话，告诉我们他是一大批人中的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捆在一起，浇上汽油，然后被放火烧死。
上述提到的案例我们还有照片。
医院收治的还有一个60岁的老人，他胸部有刺刀留下的伤口。他告诉我们从难民营出来后，他到南京城的另一个地方去找一个亲戚。半路上碰到了日本兵，被刺刀刺伤后被当成死人扔进了排水沟里。六个小时后，他才恢复知觉并被送进了医院。
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这样的事实就层出不穷。医院的床位是180张，在这段时期，床位天天爆满……
此刻的法庭已经完全沉浸在一种悲怆的情绪之中，也许除了被告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美国医生威尔逊的陈述感染了，而且深深地震撼了！
萨顿问：医生，在这段时期有没有其他孩子被送进医院呢？
威尔逊答：我还记得另外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肘部严重受伤，肘关节的骨头都清晰可见。她告诉我们日本兵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父母亲，并将她砍伤。另一个是被约翰·马吉牧师带到医院的15岁的姑娘，她说自己被强奸了，检查之后证实了她所说的。两个月之后，这个姑娘又被送回医院，被诊断出得了二期梅毒。
问：这些病人有没有告诉你是谁使他们受伤的呢？
答：他们只说——他们无一例外地说他们是被日军所伤。
问：医生，这两个病人——梁上尉和伍长德在日本吗？
答：称为梁上尉的这个人我认识，当时他是中国军队的担架手。现在他就在日本，我们是一起到这儿来作证的。还有伍长德先生——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警察他也来了……
法庭的情绪一下又被推到高潮。就在人们都在期待威尔逊医生提到的两位中国受害人出庭时，韦勃庭长看看手表，将法槌重重一敲：那么，让我们暂时休庭到明早9点30分。
真是精彩！首场证人出庭，就把松井石根的气焰给压了下去。人们看到，此刻退庭的这位瘦老头，跟刚出庭时的神情完全变了个样。
第二天，庭审继续。中方今天出场的证人是金陵大学教授许传音。
出庭的程序一样：先由起诉方检察官将证人的文字证据材料交验，再当庭宣誓，以确保作证的法律责任。由于许传音是大学教授，通晓英文，故日方律师麦克马纳斯一开始就对法庭说：假如许可，我想提出异议，这位证人受过大学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他学识渊博。毫无疑问，我们反对用他的宣誓证词，法庭应该从证人那里直接获取证词。
韦勃庭长：麦克马纳斯先生，我想多了解一下此人。我们还没有听他的陈述。萨顿先生，你最好开始发问，这样我们才可以作出判断。
麦克马纳斯突然扬了扬手中的文件，颇有怒色地问韦勃庭长：阁下同意接受这份文件吗？
其实，每位证人出庭前，他们每人都有一份事先向法庭提交的证词文件，而且该文件都会送达控辩双方手中，在庭审时给控辩双方质问所用。为何日方律师对许传音所提交的证词有如此强烈的责问，是因为这位证人的证词太“硬碰硬了”。我们看一看许传音当时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证词：
许传音书面证词
本人许传音，哲学博士，现住中国南京高楼门峨眉路7号，作证如下：
我是一名中国人，现年62岁。1917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中国多所大学任教，并在中国交通部工作了25年。从1928年起，我家一直住在南京。
1937年日军围攻南京时，我在这座城市。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后，我留了下来。我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负责其下属的住房委员会的工作，还曾担任过国际救济委员会总干事。南京沦陷后不久担任红卍字会主席。
我对日军占领南京后这里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日军从南门入城。日军突破城墙入城后，中国军队未作任何真正的抵抗。随着（日本）军队进入城内，他们明目张胆地枪杀平民。有的平民就因为出现在大街上而遭杀害。
日本士兵随后对房屋展开系统的搜查，把他们看到的食物和其他东西全部抢走；日本兵还抓走其找到的所有青壮年男子，认定这些人有当过兵的嫌疑，将他们押解（到城外）或就地枪杀。我得到确信的消息称，绝大部分被押走的人后来均被枪杀或以集体屠杀的方式被屠杀。
他们要求有权进入安全区搜查，并从中带走许多在那里找到的男子——我曾亲眼看见他们押走一批大约1 500人。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些人被机关枪打死，尸体被扔进池塘。后来红卍字会将这些人的尸体捞出掩埋。
日军以发放良民证为借口，命令老百姓全部排好队。如果对日军所提问题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或者日本兵认定某人以前曾当过兵，尽管这种判断事实上毫无根据，那么这个人要么被就地枪决，要么随着成群的队伍被押走后再枪杀。
城里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抵抗。（日军）以曾当过兵为借口将男人们押走或枪毙。在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日军）开始疯狂屠杀平民，强奸少女和妇女，掠夺和焚烧财物。从13岁的少女到70岁的老妪均遭日本兵强奸，有些遭到多次强奸。数以千计的妇女在被强奸、躯体被亵渎后又遭日本兵杀害。日军的这种暴行在城内和周边地区到处都有，屡见不鲜。我引用一个发生在城南新开路7号一户人家的悲惨遭遇为例。这家有11人被杀害。
日本兵来到这家敲门，老爷爷出来开门。他当场就挨了一枪，被杀死了。他年逾七旬的老伴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也被枪杀在距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他们的女儿怀抱婴儿走过来，日本兵把她们母子都杀害了。家中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4岁、尚未结婚的女儿被日本兵强奸后遭杀害。一位倒在桌上，身边有一摊血，阴道里插了一根棍子；另一位倒在床上，阴道里插着一个花露水瓶。这家的另外五个女人也被杀害，也就是日本人在那里发现的所有人。家中其他人都被杀害后，一个小孩在附近躲了一天一夜才逃走。
南京沦陷后，这种暴行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之久。此后，强奸和杀人就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因为日本人要与我们协商尸体掩埋事宜，我驱车到外面查看实际情况。我看到，无论是大街上，还是房门口、屋子内，到处都可以见到平民的尸体。死者的躯体状况表明，他们都是遭到残忍的杀害，有的人的躯体被肢解。
红卍字会掩埋了40000多具平民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南京沦陷后被日军杀害于城内或城市周边地带的。也有其他一些组织参加了掩埋尸体的工作，但许多尸体后来是由死者幸存的家人或亲友掩埋的。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二天，此时城里已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抗。日本兵开始有系统地纵火。日本人将军车开到商店门口，偷走里面所有的商品，然后放火烧毁店铺。住宅也经常在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偷来的私人财物，只要能拿得动的，日本士兵将其全部掳走。
大约25万名难民挤在安全区里。日本士兵对安全区不断进行侵扰，时多时少地抓走成批的少女和妇女。她们通常是在被日本士兵强奸后遭杀害。
全城共有25所难民营，因外国公民人手不够，无法照顾到所有难民。最残忍的暴行发生在离金陵大学和传教士寓所较远的难民营中。
我协助马吉拍摄过电影。这些胶片被菲奇带出南京，这个情况我清楚。
按我最乐观的估计，日军占领南京，一切抵抗停止以后，南京城区和周边地区被日军杀害的平民人数达20万左右。而要准确统计有多少妇女和少女遭强奸，多少人受伤，多少建筑被无情地破坏和焚毁，多少财物被日本兵抢夺则是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屡次抗议均为日军当局和领事馆断然拒绝。在递交抗议书时我们被喝令滚开。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这种状况。绝对找不出任何借口或理由为日军的疯狂暴行辩护，这种暴行自南京陷落以来一直延续了差不多三个月，之后才慢慢停止。
在日军占领期间，为了逐步败坏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日本人坏事干尽。他们提倡赌博、嫖妓，公然出售和吸食鸦片和麻醉品，把城市最丑陋的东西强加到老百姓头上。
他们毫不留情地破坏教育机构、教堂、教会建筑，还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俄罗斯使馆建筑以及中国非常著名的人士的住宅。
日本人还实施经济战，掠夺自然资源。日本人对各行各业进行垄断，尽一切努力扶持日本人以及那些与他们勾结的人的生意，并且不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这一点，小城镇比大城市表现得更明显。
不管占领一个镇，还是一座城市，有时甚至是一个小村庄，日本兵到那里都同样实施杀人和强奸。小地方的处境往往更糟，因为当地没有国际委员会为平民提供保护，制止日本兵的暴行。这就是他们的战争模式。南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江西，在我的家乡贵池所在的安徽省，据我所知，日本士兵犯下了同样的暴行。
日本人及其傀儡政府开设鸦片烟馆，允许公开出售鸦片及麻醉品。
日本人实施心理战恐吓中国百姓，割断他们与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神圣事物的联系。就算是一名小孩写了点反对日本的东西，全家都要承担责任，都会被处决。即便有人说了一些稍微有些冒犯日本人的话，整个村子都会被彻底摧毁，村民被杀害。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发生在长江江北离南京不远的一个名叫天王树的村子里的惨剧就是这样的。
中国人无论何时，只要碰到日本士兵都必须鞠躬。如果他们做得不合日本士兵的意就会马上受到严惩，甚至会被杀掉。
我愿对以上陈述签名盖章，1946年4月6日。
以上证词由许传音当面向我陈述，然后由他写成书面材料并于1946年4月6日在南京当着我的面签名。
东京国际起诉部助理检察官 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
许传音首先起誓，于1946年4月6日提供上述陈述作为宣誓证词，并以其学识和信仰保证所述事实真实可信。
许传音和威尔逊这“一中一外”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的表现应该是基本完胜，这给向哲浚等中国法官和律师团以极大鼓舞。
紧接着出庭的是伍长德、陈福宝、梁庭芳等中国证人以及贝德士、约翰·马吉牧师。没有到庭的证人斯迈思、程瑞芳等十几份书面证据也被法庭采纳。
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最后韦勃庭长又用两天时间直接与松井石根进行了庭上质证。像所有的日本战犯一样，松井能推卸的推卸、能抵赖的就抵赖，但法庭是公正和代表正义的，最终法庭判处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绞刑。
法庭对他的判决词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将领，1933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在军队中有丰富的经历，包括曾服役于关东军和任职于参谋本部。虽然他与设计和执行阴谋者的密切关系表明他可能已意识到阴谋者的目的和政策，但是提交法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个阴谋者。
他1937年和1938年确在军队服役，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在从事侵略战争。为了证明根据第27项指控的罪名成立，诉讼方有责任提供能推断出他知道在进行战争犯罪的证据。但是目前还未做到。
1935年，松井石根被列入退役名单中，但1937年又被重新召回统领上海派遣军。当时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他指挥着这些军队，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