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江苏方面的邀请，能参加这个当代文学的顶极论坛，讨论当代文学的许多问题，让我开阔眼界，聆听高见。虽然这样的会议上，作家总是势单力薄，但有些好的见解作家们还是能够接受的。我还听说江苏前不久组织的农村题材作者读书班，每个发了一本我的小说集，这让我更加感动。像江苏这样在全国绝对是优秀作家遍地的地方，组织阅读我这么个偏远地区作家的小说，这样的胸襟让我钦佩，我希望江苏的同行们，特别是写农村题材的同行们多多给予我批评。
我也想说说“底层叙事”。这可能多多少少与我有点关系，我想在这里争辩或者说解释几句。我好像是从前年发表《马嘶岭血案》后，荣幸地成为“底层叙事”的作家的，至少在北大那一帮子年轻评论家认为，曹征路的《那儿》，我的《马嘶岭血案》为底层叙事的重要作品。而且“底层叙事”又似乎是特指这几年的中篇小说，后来才渐渐提及长篇小说。明年三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将出一套“底层叙事小说丛书”，加入的是曹征路、刘庆邦、罗伟章和我。而《天涯》的主编李少君也编了一本《底层叙事小说选》，这其中包括有一些短篇。
对底层叙事或者底层的理论界定和讨论文章非常之多了，我感觉到这与我以及与作家们又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是什么“叙事”，什么“主义”，作家只秉承一个忠旨，一种敬业精神，好好把小说写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世上本没有什么主义，主义都是批评家们无事生非或者为便于写文章或者授课整出来的。只有不自信的、年轻的作家们才喜欢拉大旗作虎皮。我一直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小说，一种是好小说，一种是坏小说。小说写好了就是好小说，写失败了就是坏小说。
但既然我被划定为“底层叙事”作家中的一员，我只好迫不得已地要维护它的声誉了。我认为，有许多批评家对底层叙事是误读的。底层叙事才刚刚开始，就说它遇到了巨大的困境，说它是主题先行，说它就是苦难叙事，渲染的只是苦难、血腥、暴力。把它妖魔化、污名化到：这些作家就像是在写诉苦材料，或者干脆就是写诉苦材料。
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曹征路的《那儿》写的是苦难吗？刘庆邦的《卧底》写的是苦难？我的《马嘶岭血案》和《太平狗》写的是苦难？我认为我是在写我所见到的真实的故事，疼痛的故事，感动的故事，我是在写一个个具有现实生活实感的寓言，我就是写的寓言。《太平狗》写的是一条伟大的狗的故事，何曾是在写苦难？当然，它感动了一部分人，让他们热泪盈眶（在网上点击我的《太平狗》和《母亲》这些小说时，可以搜索到许多因为感动而泪水纷飞的读者写的读后感），那是另一回事了。小说中确实有苦难，但一个小说家仅仅是用诉苦来企图打动如今的读者，绝对是不可能的。小说不会这么简单，读者不会幼稚到这么容易被欺骗。
但是，就算作家醉心于底层的苦难，就算是写苦难，我想一个作家写苦难，总比不写苦难好。要我们在这么巨大的贫富差别面前写中产阶级？写底层人的莺歌燕舞？写那种酒馆进、宾馆出，商场进、情场出的生活？我认为我已经写不出来了。
还有一种误读是，我们的文学从来就是在写底层，并不仅仅从现在开始。什么从解放区开始，到新时期伤痕文学、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统统都是底层叙事。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照这种说法，莫非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时候，伤痕文学和新写实就不是现实主义？底层叙事与现实主义冲击波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作家的身份认同，不再是以改革思考者的、高高在上的身份写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以平视的、对等的底层人身份与角度来直接写底层生活，并对这种生活不再作道德和时代意义的评判；它不对改革的得失用简单的两分法标准打分，完全以真实作为基础，没有任何浪漫主义和粉饰的成份。它的源头不是新时期文学，而是左翼文学。
的确可能现在有一窝蜂现象，据《人民文学》的编辑朋友说，自我的《马嘶岭血案》后，他们收到了许许多多写因为贫富差别而杀人的，写打工者多么可怜，农民多么可怜的。但这不是我们这些较早的作品出来引导的错，这个账不该算在“底层叙事”的头上。遥想在新写实出来之后，我也是一个编辑，一时间，我收到的稿件，百分之九十就是写单位、家庭琐事和烦恼的，莫非这是新写实的错误？
底层叙事的兴起和繁盛是抵挡不住的，在这个浪潮之下，肯定还会有更好的小说出现。因为，我认为它的出现有深层次的原因。我自己是这么想的：1、它可能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实践。这就是：小说必须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哪怕是角落里的生活；2、底层叙事是对我们政治暗流的一种逆反心理的写作活动，它的作品，可能是新世纪小说创作收获的一个意外；3、它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4、它是当下恶劣的精神活动的一种抵抗、补充和矫正。我们如今的社会，我们的精神虽然遭受到伤害、困境，但还没有到崩溃和绝望的地步，我们灵魂虽然迷失、变态，但还没有到撕裂和疯狂的地步。我们社会的富人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少，这更加凸现了穷人的悲哀和我们对贫穷与底层的忽略。何况，穷人在如今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触目惊心的群体。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在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轻佻，越来越浮华，越来越麻痹，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忍耐，越来越不以为然，越来越矫揉造作，越来越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
作家和他的作品是一种痛苦的宿命，他不可能超越当下的生活感召和刺激，许多清醒的作家在进行着这种可能是徒劳的、呕心沥血的挣扎，他们的内心并不是那么平坦、短视和轻松，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批评家们，应该理解和宽容他们，并且对他们的劳作给予起码的正视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