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获得了2004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它还被《北京文学》“2004年上半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排为中篇小说第一名，且在《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头条转载，其电影也即将开拍。《人民文学》的授奖辞这样评价：“《马嘶岭血案》以令人震撼的悲剧拷问人心中的冷漠和隔膜，探究复杂的社会心理和灵魂状况。陈应松以沉重密集的叙述证明了‘真实’依然是小说最雄辩的力量。”高伟兄让我说几句，不过，我想还是谈谈神农架，谈谈她不仅给了我《马嘶岭血案》，还给了我其他一些小说，如《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狂犬事件》、《望粮山》等，更多的是给了我认识一个世界的眼睛和心灵。
2000年，我突然很想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心想最好是深山。于是我选择了我喜欢的神农架。于是带着一个很小的职务去了那儿。在神农架我没在办公室呆过一天，他们也没给我办公桌。除了要过一次车以外，其余均步行或自租个体小轻卡——我以为这更容易达到我了解山民的目的。
我的想法很简单，想写一本关于森林的随笔，这个想法曾登在《文艺报》上。那时候，我对写小说失去了信心，自感江郎才尽，还是小巧的随笔得心应手。但是到了神农架，我放弃了我想成为一个热情的环保主义者和写一本传世随笔精品的初衷。从面对森林和风景到面对农民，这是我的一个重大转变。
记得去年在“全国首届环境文学奖”颁奖大会上，听到王蒙老师引用甘地的话：“自然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我深有同感。可是在神农架这样的贫困山区，会是另一种说法。对农民来说，贪欲只是一个美梦，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斗争。家徒四壁，远离世界，他们仿佛是另一个荒凉星球上的人——这就是我对神农架和鄂西北深山中山民的强烈看法。我无法相信我的眼睛，农民真这么穷吗？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懒惰吗？可我看到他们整天在山上忙忙碌碌，仿佛他们的前世是一只蚂蚁。我在那儿读到了当年在神农架剿匪的老革命的回忆录，他们记述了当年进入神农架看到的山民生活场景，在50年之后我再去看时，发现还极相象，时间在这儿似乎停止了。
在城市，在我生活的城市，电视和报纸正在倡导和宣传小资生活，车、房子、服装、短信、对失恋的哀怨叙述、对一颗路边小草的歌颂、对风筝的歌颂、赏花、单身者在粉色窗帘背后的寂寞、影碟、美食、夜生活……面对神农架大山中的山民生活，我震悚而惶然，农村真有这么苦吗？我曾是一个下乡知青，我所知道的农村在30年前就不是这样。可是我无法欺骗我的眼睛，在这个天下最美的神农架，有天下最穷的农民。我要真实地写下我看到的一切，我不是一个带偏见的作家，我不会去“有意”丑化，但也不会昧着良心去粉饰，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塑造。如若不信，我愿意抄录当地政府盖有大印的农民生产生活调查报告。一份报告称：“××村距乡政府50多公里，四面环山，方圆百公里杳无人烟，此处不通公路，仅有一条能通向××乡政府的人行小道，山路崎岖陡峭，蜿蜒阴森，年青小伙出山一趟得两天走路，不得歇息。老人、小孩根本无法出山。没有购物小店，农民生产、生活必需品都得靠肩扛背驮，祖祖辈辈、年复一年的奔波度日。由于山大人稀，居住分散，没有电灯，没有通讯，听不见广播、看不见电视，信息闭塞……全村仅一所一至三年级复式班小学，10多名学生，一名乡村教师，小学四年级就要离开父母到百里之遥的××乡中心学校住读，有的被迫失学。全村没有医疗卫生所……”
来自另一个乡的调查报告更是骇人听闻：“衣——没有换洗衣服的家庭全乡共102户491人……全乡有半数以上的人没有过冬的棉衣。食——……全乡有105户480人到7月份就无肉无油……在××村，54户人家有13户平时根本就没有油吃……住——全乡有5户人家共8人没有住房，到处流浪。有土木结构的危房64家，有千脚落地的窝棚和垛壁子屋40户，总共是104户。这些房子的特点是：墙体严重倾斜、开裂、顶盖多以茅草覆盖，茅草多已腐烂，到处都见漏处，下雨时雨水直接洗刷墙壁。室内少有干处……全乡几代人同床的共19户共95人，有的大姑娘大小伙还和祖辈父辈睡在一张床上。照明——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很少买煤油，只能以树皮为燃烧，作夜间照明。”报告中还以一贫困户为例：“石××一家住在××冈山梁上……只有一间房子，有墙而无盖。他们的‘卧室’是用苞谷秆、茅草、蒿草和其它杂草扎成的一个盖，斜靠在侧墙边，两头以苞谷秆和黄豆梗一堵，就成了寝卧之处。草盖上插一根三尺长的树枝，上面挂几件丝丝缕缕的单衣，他们一家四口，这几件衣服何以御寒？‘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一家四口就在这里过夜。床上没有垫单，没有垫被，只铺以杂草，盖被已腐烂不堪，棉絮又薄又黑又硬又湿……这一家全部财产如下：石磨1副、锅1口、碗4个、锅铲1把、扁桶、圆桶共4个、苞谷60斤（含种子、口粮）、黄豆40斤、鸡子4只。无猪、牛、羊，无桌、椅、凳，无油、盐、米。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在内不足250元。类似石××的家庭，在××村有7户，在××村有10户……”
当然，这几年，当地政府花了大气力来改变这种状况，使之摆脱贫困县（区）的帽子，大有收获，但进展并不如人意。生活如此严酷，我这样的小作家是无力改变它的，但我有义务用我的笔向社会反映情况，否则，我还叫什么狗屁作家。耳边常闻饥冻声——我们的总理这样告诫我们的政府官员，作家呢，为什么要缺席？还称为时代的良心，还称为人民的代言人，不脸红么？允许一万名作家写火热的城市，哀怨的小资，写武打，写皇上，写内心，能否允许我这样一位无足轻重的作家写写贫困山区？我想文学和文学界是有这个肚量的。不知哪位大人物说过：允许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存在的前提。我只想让大家知道，在我们生气勃勃的社会里，有这么一两个角落，有这么一小批人，在贫困中挣扎着，他们满怀希望，梦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同样是我们的阶级姐妹。
我也想用作品告诉那些养尊处优的城里老爷们（包括作家），一些所谓作家他们也曾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来到城里，已经蜕变为蝇营狗苟、争名夺利、醉生梦死的一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说假话，造媚药，背对社会和人民的痛处，专搔权力和时尚的痒处。或者不痛不痒，踱步客厅，在稿纸上呓语胡言。可是我已看见了，我不能蒙上自己的眼睛。我热爱他们，祝福他们，为他们祈祷。于是我写了《马嘶岭血案》等一批假托神农架的“神农架系列”小说，表达我对农村和农民的关注……
我无比热爱神农架，我希望能把神农架的美介绍给世界——不久，我还为一部神农架的对外宣传片写了四千字的解说词。我希望大家到中国最美的地方神农架去看看，也同时看看那里的人民，他们勤劳善良，与命运作着坚韧不屈的搏斗——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