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文学必须要树立人类和民族正面价值的形象，并且要大力鼓吹我们社会的美好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民族得以万世繁衍的活力根源。作家所倾其一生追求的，正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在这个经济巨轮的裹挟和辗压下的一切精神和非物质的东西，如道德、人性都在战战兢兢、扭曲变形、全面溃滑，价值体系已经紊乱，指鹿为马的事层出不穷。过去被我们坚持的东西正逐渐失去固有的地盘，人们的意识正在被一些从西方来的或是从阴暗处生长的歪理邪说撩拨、误导、强奸、规范，因为传统的东西总是恒定的，朴素的，一成不变的，没有进行化妆的，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表演特征，如礼义廉耻、善良坚贞、信誉良心、悲悯同情等等成为了不合时宜的被遗忘和嘲笑的对象。文学的商品化后，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特别是电影电视，为了吸引读者观众眼球，不惜迎合低级趣味，将道德的反叛误认为就是艺术的反叛或创新，这正表现了作家和文学的迷茫。不讲信誉，不守诺言，坑蒙拐骗，醉生梦死，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笑贫不笑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电视电影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展示，婚外情是乎成了艺术最佳的点缀。
应当在哪儿寻找那些美好的、逝去的东西呢？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内心经受过巨大的煎熬，是坚持还是放弃，是改弦更张还是撞倒南墙不回头？我自己就有过相当时间的苦闷和彷徨。后来我决定去神农架，我相信那遥远的山里可能医治我的迷茫和纷乱。后来我真的找到了能使我清心明目的东西，在那未被污染的山林深处，还顽强保存着我们这个世界极其美好的遗迹，就像未被人类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珍禽异兽，奇花异木一样。我写《松鸦为什么鸣叫》，正是我的一次艰难的寻找。我在神农架期间，与交警大队的朋友一起去采访过不少在公路上救人的“活菩萨”。这些人有农民，有养路工，他们在神农架险峻的公路上，经常施救，把那些翻下公路的伤者从深谷里背上来。这些事迹时时感动着我，让我热泪盈眶。他们救人，不图回报，全凭一颗善良的心。什么叫人，什么叫救人于危难，什么叫美德，我是真正地看到了，感受到了。而在离城市不远的平原地区，我的一个朋友翻车，那些农民要他们先给钱才施救，这些农民还是一个很有名的革命老区的农民。人心不古啊。两相比较，美与丑就一目了然。我于是满怀敬意和激情，写下了这个小说。当然，这个因信守承诺而翻山越岭将同伴尸体背回家乡的故事，现在却成了一个与我完全无关的叫《落叶归根》的电影，也反映了如今电影人道德的沦丧，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不光写了《松鸦》，还写了恪尽职守的《云彩擦过悬崖》，写了寻找母爱的《望粮山》，写了渴望城乡沟通的《马嘶岭血案》，写了歌颂忠于主人的一匹伟大的狗《太平狗》等等。
正面价值是在一块健康的土地上生长的，我认为农民和农村正是我们的文学需要满怀深情拥抱的一块充满阳光的土地。只有土地、劳动、人民才是最伟大的，熠熠生辉的，她不会让我们的文学走邪门歪道，旁门左道。理直气壮的，胸有成竹的，心无旁鹜的去讴歌我们民族和人民美好的品质美德，不需要阴暗，不需要变态，不需要哗众取宠，不需要玩噱头，不需要顾影自怜，喃喃自语，搔首弄姿。我们这个社会真的需要正确的艺术来引导，作家必须有自己明确的、坚定不移的是非观。我相信有些东西是恒久的，它首先照亮了作家的内心，然后照亮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