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法文化在其整个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伊斯兰法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目前，世界上有10亿多穆斯林，遍布亚、非、欧，有50多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支配着穆斯林的生活，有些国家甚至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以教法来治理国家。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与各伊斯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的交往日益频繁。在国际交往中，彼此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已成为相互合作的必要前提。对于国人而言，了解伊斯兰法文化，便成为了解伊斯兰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研究伊斯兰法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伊斯兰法文化的形成
伊斯兰法文化是随着伊斯兰教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公元610年—632年）
公元610年，先知在他的故乡麦加开始传播伊斯兰教。他在麦加的13年当中，《古兰经》“启示”的内容虽然很少涉及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他所弘扬的“真主独一”，赏善惩恶，末日报应精神，为在麦地那时期形成的法律条文打下了法律思想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坚定的思想基础以后，在麦地那，根据建立穆斯林公社的需要，就顺利地转入了立法制宪时期。这个时期，《古兰经》“启示”的内容，除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五功”（念、礼、斋、课、朝）以外，更多地侧重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关于饮食禁忌的规定，关于交易借贷、债权债务、遗产继承、解放奴隶、婚姻家庭与凶杀复仇等民事和刑事法令，关于交纳赋税、严禁赌博与高利贷等财经法令，关于抵抗侵略、反击敌人的战争动员与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军事法令等等。与此同时，先知本人的言论和行为，为伊斯兰法制的形成起到了必要的补充和诠释作用。《古兰经》对好多问题只作提纲挈领的原则规定，经过先知对这些经文的权威性解释或补充，才使伊斯兰法律系统化、具体化、规范化。这个时期，由于先知本人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穆斯林的法律意识相当强，何为合法，何为非法，分得很清。这个时期为伊斯兰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632年—660年）
四大哈里发指的是先知去世后的四位继承人，他们是艾布·伯克尔（632年—634年在位）、欧麦尔（634年—64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阿里（656年—661年在位）。这四位是圣门弟子，也是先知忠诚的战友。他们精通《古兰经》和《圣训》，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功勋卓著。他们对伊斯兰法制的最大贡献是对《古兰经》的汇集、编订和正确的经训解释与运用。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哈里发们严格遵守圣行，立法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主要依据，并注重集体协商。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先知去世后穆斯林历史上执法守法的理想时期。
（三）再传弟子时期（约660年—718年）
倭马亚王朝的建立，虽然改变了哈里发的民选传统，开创了哈里发职位父传子受的先例。但是这个时期，由于大批圣门弟子还健在，伊斯兰的法制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部分圣门弟子由麦地那分赴各个城市，如巴士拉、库法、开罗、大马士革等地，他们在各地积极宣传教法，努力培养弟子。后人称这批弟子为再传弟子。这个时期的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在解释法律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如被后人称为“穆民之母”的阿依莎，还有阿布杜拉·欧麦尔、艾奈斯·马立克，以及麦地那的七大教法学家都是当时的著名法律解释家。这个时期，伊斯兰国家的疆域不断扩大，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众多，各种文化纷至沓来，揭开了伊斯兰法律学术研究的序幕。
（四）伊斯兰法文化的鼎盛时期（8世纪至10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正值阿拔斯王朝兴盛时期。伊斯兰国家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为伊斯兰法文化的发展打下了社会经济基础。这个时期的法学研究空前活跃，法学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除什叶派外，在逊尼派（正统派）中出现了哈乃斐、沙菲仪、马立克、罕白里四大法学派，并有了法典的编辑。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创制法律的学者，他们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依据，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演绎出法律。各主要学派的法律观点，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全社会的认可。这个时期，伊斯兰法文化日渐完善和成熟，伊斯兰法制基本定型。
（五）保守稳定时期（10世纪中叶到17世纪）
这一时期，由于伊斯兰法制基本定型，加之整个穆斯林社会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法制建设方面建树不大，处于墨守成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杰出的法学家，但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前辈著作的诠释和阐述方面，较少创新发展。有的人甚至认定“创制之门已被关闭”。
（六）发展创新时期（18世纪至今）
近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随着殖民主义对各伊斯兰国家的入侵，使得伊斯兰国家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伊斯兰法如何面对新情况，如何解决新问题。法学家们认为，应该重开创制之门，充分运用伊斯兰教中原有的富于生机和活力的原则，力求使伊斯兰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个时期，穆斯林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严峻。伊斯兰法学家们正在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吸取东西方各国法文化之精华，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不断创制新的法律，以丰富和充实伊斯兰法文化。
伊斯兰法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以上六个阶段，并且还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那么，伊斯兰法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源泉有哪些呢？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伊斯兰法的立法源泉。通常伊斯兰法的立法源泉有以下四个方面：
1.《古兰经》
《古兰经》被认为是真主的“启示”、人类的指南，故而成为伊斯兰法的首要依据。《古兰经》有关法律方面的内容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属于调整人与真主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如念、礼、斋、课、朝等宗教功修；另一类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如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商业贸易、债权、债务等民事内容方面和有关奸淫、盗窃、杀人、抢劫等刑事内容。其他还有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
2.圣训和圣行
“圣训”和“圣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以及对某项事物的默认。“圣训”和“圣行”的内容大致可分为：（1）言语的圣训。主要内容是先知对《古兰经》含义和律例的诠释，以及圣人本人的有关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训导和箴言；（2）行为的圣训。是指先知本人虽没有说过，但在宗教功修、饮食起居和其他方面所作的示范；（3）默认的圣训。是指圣门弟子在遇有先知未亲自参加或过问的情况下，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精神，结合实际，运用自己的判断，对某项事物进行处理，得到先知本人的默认，这在法律上被归于“圣训”，因而成为“圣训”的一部分。《圣训》成为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立法依据和源泉。
3.“公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其中有些问题在《古兰经》和《圣训》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法学家们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理，从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法律见解，如果权威的法学家们对这些新问题所持的意见一致，那么这些新见解就可以作为断案的根据，供法官采用。这就是伊斯兰法立法的第三个源泉，即“公议”（伊直麻尔）。有了“公议”和下面将要谈到的“类比”，使得伊斯兰法律摆脱了僵化和凝固，充满了灵活性和适应性。
4.“类比”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学家和法官碰到《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直接涉及的问题，他们可以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中已有的规则类推、比照，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先知本人是首先提倡类比原则的人。他曾鼓励他的弟子在处理《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现成答案的案子时，运用类比原则。不过，伊斯兰法学家们为了防止人们滥用“类比”原则，对此做了严格规定：（1）必须以《古兰经》、《圣训》和“公议”为基础；（2）结论不得与《古兰经》和《圣训》相抵触；（3）赖以类比的训诫或实例应具有普遍性；（4）律例的根据必须明白无误。
伊斯兰法文化通过上述六个阶段的发展，经过上述四个源泉的充实，使之不断完善，不断更新，进而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法文化。
二、伊斯兰法文化的主要内容
伊斯兰法文化包罗万象，内容丰富，难以尽述，但最主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宪法文化
宪法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立法的基础和依据。据此，在伊斯兰法文化中，能具备上述特征者，为《古兰经》。《古兰经》被认为是真主为人类制定的根本大法。穆斯林学者认为，《古兰经》不仅是伊斯兰世界“万法之源、万法之母”，而且还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万法之源、万法之母”。因为现代宪法的内容，局限于一国的主权，一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结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等，而《古兰经》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各个领域，超越国家、民族，面向全人类。
《古兰经》的制宪原则主要有：
1.真主主权说。一般世俗的法律观点都认为，立法权在人，这个“人”有时候是皇帝、君主，有时候是人民，根据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之主权在人（民）。而伊斯兰则认为，宇宙之主——安拉创造了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古兰经》指出：“真主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39：62）主张天地万物为安拉所有（2：255）。因此终极的主权属于安拉。《古兰经》指出：“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45：27）也就是说，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拥有者、监护者。任何一种生物不能脱离安拉而自有、自主、独存；万物之灵长、天地间的精华——人也是如此，人对自身的生死存亡，也不能自主。真正拥有完整主权者，非安拉莫属。故伊斯兰国家的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确认国家的终极主权属安拉。
2.先知权威说。安拉虽是宇宙之主，拥有终极主权，但人间的事情安拉不会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派遣使者来管理。使者既是凡人又不同于凡人，使者肩负传达安拉命令，实施安拉大法的使命，故要求人们服从安拉的同时，要服从先知。《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你们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主事的人。”（4：59）
3.实行协商制度。根据伊斯兰教义，安拉虽为人类制定了根本大法——《古兰经》，但《古兰经》的规定是原则性的、根本性的、指导性的。对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具体事物，安拉要求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发挥人的创造性、主动性去判断，去处理。但是鉴于个人智力、能力、精力和其他局限及弱点，伊斯兰又反对人们独断专行，搞独裁政治。凡是国事、众人之事都要求协商协作。《古兰经》指出：“他们的事务是由协商而决定的。”（42：38）“当与他们协商公事。”（3：159）先知穆罕默德凡遇有重大事务，都曾与迁士、辅士及其弟子、战友磋商研讨，有时甚至放弃自己的主张，而采纳众人的意见。由此可知，伊斯兰实行的政体是议会民主政体，而非专制独裁政体。
4.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真主赋予说。根据伊斯兰法理，公民都有一些真主赋予的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如生命权、财产权、名誉权、受教育权、信教权、劳动权等等，这些都是真主赋予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再如念、礼、斋、课、朝“五功”，以及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其他义务，也都是真主赋予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废除。
5.真主面前人人平等说。伊斯兰法哲学主张，全人类都是真主大家庭中的一员，真主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极力反对建立在门第、财产、种族、民族、语言、文化等基础上的等级观念。《古兰经》反复强调，真主创造了许多部落和民族，为的是互相了解。在真主看来，人类当中最高贵者为最敬畏真主者。（49：14）先知也不断声明，阿拉伯人不比波斯人优越，白人不比黑人优越；真主看人的心灵与行为，而不看人的外表与躯体。
6.公平、自由、秩序说。根据伊斯兰的法理，公平、自由、秩序是法律的价值所在，也是目标所在。“公平”一词，在《古兰经》中分别用两个字表达：一是“Adil”；一是“Kict”。《古兰经》指出：“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去传达我的许多明证，并降示天经和公平，以便众人谨守公道。”（57：25）又说：“真主命令你们替众人判决的时候，要秉公判决。”（4：38）“自由”一词在阿拉伯语中为“Harriye”，与之相对的词是“雷棍”（Rikk），其意为“奴隶”与“束缚”。伊斯兰反对奴隶制度，主张解放奴隶，实行自由平等。“自由”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张信教与不信教都有自由。《古兰经》指出：“宗教信仰无强迫。”（2：255）伊斯兰在提倡公平、自由的同时，还主张秩序，力求使个人自由与社会制约相统一。它要求人们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权时，不要侵犯别人的自由，不要危及群体的安全。对此，先知本人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描绘。他说：“维护真主的法度者和以身试法者的比喻，就如一群人对航行海洋上的船座分配，实行抽签，有的人抽到上等舱，有的人抽到下等舱。住下等舱的人们如果需要饮水时，他们就要经过上等舱取水，但是住上等舱的人们说：‘我们不愿意你们上来干扰我们。’于是住下等舱的人们说：‘如果非要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这只船上的一员，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份儿，我们只好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位置上钻通船底取水了。’假使船长让这些住上下舱的人们为所欲为，不受船舶规章制度的约束，那么，将会船毁人亡，众人难免同归于尽；假使上下都互相克制，同舟共济，大家便能安然无恙。”旨在说明，自由与秩序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
（二）民法文化
在伊斯兰民法文化中，包含了经济法文化、商法文化、婚姻法文化、所有权法文化、债法文化、继承法文化。这些法文化相互交叉，相互联系，很难截然分开。为叙述方便，姑且分以下几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