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的报纸上，出席观看1936年白俄罗斯大演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绝对没有我的名字的。也正是因此，在演习过程中我不能出现在观演台上，而是一直带在导演部里，偶尔走出帐篷，在保安的包围中，用军用望远镜看看演习实况。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来过白俄罗斯。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我是来对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进行秘密检查的。
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我是打着“对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进行秘密检查”的名义，来追查一起刚刚发现的重大军事间谍案的。
对于极小一部分人来说，我是打着“追查一起刚刚发现的重大军事间谍案”的名义来与应邀观看白俄罗斯演习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里贝奈斯总统的特使进行秘密情报交易并交换两国对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靠拢后中欧新形势看法的——1935年，在纳粹德国的威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情报机关合作的秘密协议。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来借这场大演习就红军的状况做全面评估的。
其实，我是来搜集或者必要时炮制对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不利的黑材料的。
我已经发现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安排我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一部分原因了。
相对于其他人，内务人民委员是兼具权力和秘密性的职位。
而且这个秘密性的程度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当调节。我可以相应的调用第3局的资源而不引起过分的注意，还可以制造合适的借口同军队成员接触。
最后，如果我的行动不该发现的人发现了，他们可以轻松的抛弃我，他们可以暗示说我是窥探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的席位所以在擅自搜集他的黑材料。特别是如果正如我猜想的，我所接受的任务并不是政治局多数的意见而是他们两人私货的话。
比如我现在做的，就很可能成为他们抛弃我时候的依据。
演习过程中，伏罗希洛夫直接到第一线观看了他内战时期的老部队，骑兵第4师进行江河强渡项目的演习。
我本来并没有打算对伏罗希洛夫进行跟踪的打算，不过我来之前就决定的几个谈话对象中一定要包括骑兵第4师的师长。所以事先就通知第4师的特科工作人员给我提供些材料。
有时候过分卖力也是个麻烦，演习一结束他就把伏罗希洛夫在那里的谈话记录给我偷偷送来了。难道这个猪头也以为我在打伏罗希洛夫的主意。
不过既然来了，那就看看吧。
“我们的骑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在国内战争时期，我同布琼尼在整个骑兵集团军中只有几辆原始的装甲车，而现在呢，每一个骑兵师就有一整团出色的坦克，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复杂的江河障碍。”我对着谈话记录闷哼了一声。也许他并不象我认为得那么守旧。随后他询问他在内战时候认识的第19团团长科斯坚科上校：“坦克不会使我们上当吧？也许马匹更可靠？”
坦克不如骑兵可靠，又是这个布琼尼的老调子么？
想用这个拱倒图哈切夫斯基是门也没有的，30年代中叶的坦克确实还有一大堆问题——我一开始是带着对古德里安、巴顿装甲部队风驰电掣的印象看待布琼尼的，理所当然的把他看成一个白痴。不过在出发前从红军汽车装甲坦克兵部弄了些材料扫一遍后发现这个老家伙说的似乎并非没有道理。30年代中叶的坦克所存在的问题其实远比一般想象的大和多。那些铁皮壳子实际上真的相当脆弱。
反坦克炮不是问题，虽然很多30年代的坦克鼓吹者和反对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很久，而十几毫米的焊接钢板似乎确实让人对坐在后面的坦克兵捏一把冷汗，不过苏联武装力量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伤过脑筋。建立在列宁的哲学与内战经验基础上的苏联军事学说，只承认一种作战形态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那就是进攻。虽然防御在战术上、甚至战役上可能具有种种优势（红军承认这一点），但是他只能是一种从属的形态。因此反坦克炮的发展对坦克的发展构成威胁这个命题在苏联根本不存在。坦克在反坦克炮面前再脆弱，也不可能与火器发明后步兵的脆弱性相比，然而在热兵器时代，步兵继续存在在战场上，并且充当了进攻的主要角色，并且继续取得很多胜利。更何况，如果说反坦克炮能够阻止坦克的话，那么在战场密度比反坦克炮往少里说也高十几倍的机枪面前，骑兵更加萝卜不是青菜了。
问题在于坦克自身，30年代中叶的苏联坦克都是基于30年代初期的构造设计，机械损耗严重到不能不让人对他的军事价值进行怀疑的程度。红军坦克的主力，T-26轻型坦克在150摩托小时后就需要到地区修理站进行中级检修，每600摩托小时就要回厂大修，而即使在进行更换引擎之内的全面整备，充其量也只能再有效使用100小时。这还是在一切最理想的状态下（在看到这个说明之后，我发了一份备忘录给汽车装甲坦克兵部，询问真正战场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大约有多少，他们一直没有给我回复，但是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小道消息，汽车装甲坦克兵部部长哈列普斯基打开我信时似乎说了一句“如果我们知道就好了”或者类似含义的话）而坦克的履带和履带销在行驶五六百公里后就磨损到无法使用。
作为外行，我对于汽车装甲坦克兵部列出的数字并没有太直接的印象，但是在他们反复强调了战争不可能在你的每辆坦克簇簇新的状态下开始，以及部队平时的训练也要大量消耗坦克的使用寿命之后。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就是，30年代的坦克似乎不是一种步枪大炮那样生产之后只要没有被摧毁就可以一直使用很长时间的武器，而是类似于……比方说炮弹的一次性消耗品。而且这种消耗品在使用的时候还要非常当心，即使还没有超过使用寿命，他也常常因为使用不善，比方说劣质汽油导致发动机结焦或者火花塞结垢、由于地面状况不好动力传动系统被震离原位之类的原因而中途抛锚。当然汽车装甲坦克兵部表示了他们已经在加强坦克手的维修能力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而且随着苏维埃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入伍新兵的文化知识提高也将大大有利于对坦克的保障能力等等。我愿意相信他们不是在吹牛，不过作为前国家科学技术协调委员会主席，我知道苏联教育还有多少艰巨工作的要做，1933年苏军还有的43%的人员是来自农村，而苏联1934年才刚刚在全国实现四年制义务教育，只有工业城镇才普及了七年义务教育。虽然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要努力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但哪怕基本做到这一点（不说最后艰难的扫尾）据我估计恐怕最快也要到四十年代初，更何况，即使入伍士兵都受过了7年制教育我也不认为他们就有足够的知识伺候那些很“娇气”的坦克。[注2]
这似乎实在不是一种主宰战场的武器应该具备的样子。如果要执行纵深战斗，在目标处有几百把马刀虽然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不过相比起一堆抛锚在中途的铁罐头，似乎多少还好那么一点点。
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以伏罗希洛夫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和他可以称斯大林为“科巴”的个人关系[注2]，在30年代初坦克甚至比现在更加脆弱的时候依然不能让斯大林相信骑兵可以充当纵深战役的机动核心。（对于未来进攻战役的性质，布琼尼也不存在丝毫争议的，实际上他总结的第1骑兵集团军在内战中的最大作用也就是这两个概念：广泛机动与纵深战斗）
因为坦克并不是一种武器——虽然图哈切夫斯基把它看作一种武器，而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还不能成为一种武器——他可以象法国人所主张的那样对步兵进行支援，但是恰恰在苏联的、先进的大纵深机动战军事思想中他不能成为一种武器。
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精神，一种与战争无关的体现。
他体现了30年代的苏联，正在通过五年计划彻底改变国家面貌的苏联的一种广遍四野、深入骨髓的……“技术崇拜”。
成群的坦克比大群的骑兵更能表明苏联已经摆脱原有的愚昧状态实现了工业化。
这就是斯大林选择图哈切夫斯基而非伏罗希洛夫（或者说他所代表的布琼尼）的实质。
这同样也是苏联国家的意志。
和历史的意志。
所以伏罗希洛夫必败无疑。
如果我要击败图哈切夫斯基，必须另寻出路。
出路就在这里。
我看着手中的一份简历。
1896年出生，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所在连队被士兵委员会解散后退伍，1918年8月志愿参加红军。1919年3月1日入党。在内战中历任排长、连长。曾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学习。1930年至1933年在骑兵监察部工作，参与编写制定各兵种的勤务部门的条令和教令，1933年起担任骑兵第4师师长。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听到了厚重的马靴声。
我请他进来。
我对他说。
“你好，朱可夫同志。”
注1：苏联卫国战争前基本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在1962年完成普及八年制义务教育，1975年完成普及十年制义务教育。德国在1919年已经普及8年义务教育，职业义务教育到18岁（大致相当于12年）。所以苏德对抗实际上是一个已经完全工业化的国家与一个刚刚初步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对抗。即使武器本身的质量相当，前者单纯依靠士兵的素质就得到高得多的保障率。
注2：科巴是斯大林少年时发表诗作时使用的笔名，取自于他所喜欢的一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只有他早年革命时代就结识的朋友才有资格使用这个名字称呼他，政治局内除了伏罗希洛夫就只有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奥尔忠尼启泽才用这个名字称呼他，连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是没有这个资格使用的——他们认识他太晚，也算不上朋友，而且从资历和年龄上大概至多只能算学生或者……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