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渴望更上一层楼的领导。最喜欢听到的汇报就是下属做出了可以让我拿到外面，特别是上面去夸耀的成绩。
作为一个渴望更上一层楼的领导。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本来可以拿到外面，特别是上面夸耀的成绩，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没有了。
“别尔科夫同志，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那双冰冷的、锐利的的淡蓝色眼睛盯着我，声音近乎咆哮。
“沉重打击。”我赞同地重复。
“现在部门里面的士气非常低落！”
“非常低落。”我再次重复。
从理论上，我是内务人民委员，也就是这个部门的老大。不过我现在似乎完全被对面的人的气势压倒了。
我现在只希望他没有愤怒到完全失去理智以至于把我看作他憎恨的对象而揍一顿。不过这并不是因为面前这个有些驼背的老人已经57岁临近退休，也不是因为他是一名参加过1905年革命、遭到过沙皇政府十二次逮捕的老布尔什维克。
而是因为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怒。
如果有一个人花费十年心血取得的成果，被一个不相干的外人随随便便的两句话毁灭，那么这个人肯定会愤怒到极点的。
这就是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8局局长刚刚遇到的事情。
实际上，我还在庆幸，他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发飚。
至少他没有拔出手枪一枪崩掉那个人。
虽然说实话，我现在也很想把那个人一枪崩掉。
即使他是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
即使他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
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署了《*产国际协定》。在协议公开版本里面只不过是一些*的陈词滥调，不过两国还达成了一个秘密协定，规定当两国中任何一方受到苏联攻击或者攻击威胁时，将立即协商行动，并且“决不做任何缓和苏联局势的事”。简单得讲，就是两国结成了军事同盟。
秘密协定的俄文译本，在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放到了我的办公桌上的。
因为第8局截听并且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
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博基带领的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红军情报局最顶尖的头脑组成的联合分队，整整干了十年。
十年的心血，然后就在李维诺夫一分钟的公开发言里面毁灭。
“许多人推测德日协定是用一种特殊的密码写成的，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他们的协定中，*产主义这个词的意思与字典里对它的解释截然不同，而且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破译他们的密码。”对着记者做这种宣言，你担心特高科想象力不够，不知道他们情报泄漏环节在哪里么？
如果日本因此改变他们的密码体系，那么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更不要说如果其他国家可能因为对苏联密码破译能力作重新评估而可能进行调整……
我真的很想把李维诺夫一枪崩掉。
不过不行，我估计他甚至不会受到处分。
实际上，如果政治局因此处分他，我还得出来为他说情，因为我还希望他的发言尽量不要引起注意。
这是什么世道啊……
“你和别尔津同志、阿尔图佐夫同志商量下，看看能有啥补救措施吧。”看看能不能放些诱导性情报让日本人以为情报泄漏在其他环节，死马当活马医吧，不过，其实我们也不希望日本进行一次内部泄密调查。理由非常简单，理查德·佐尔格正在日本[注1]，我们不能冒日本歪打正着发现他和他的拉姆扎小组的风险。
至于士气问题，“红旗勋章，我再以个人名义写一份感谢信给托尔斯泰同志你觉得怎么样？”谢尔盖·托尔斯泰是具体负责破译日本密码的专家。我似乎也只能想到这样的补救办法。
此外，“你们尽快从库兹涅茨基桥搬出来吧。”库兹涅茨基桥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的所在地，第8局与红军情报局的联合密码分队就在那里工作。当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希望把联合的所在地设在卢比扬卡，而红军情报局理所当然的希望设在伏龙芝大街。互不相让的结果是莫名其妙的给放在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折衷果然带来了灾难，在理论上，虽然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有权知道秘密协定的内容，但他是不应该知道我们从何种方式获得的，不过，既然你在他的地盘上办公……楼道里的耗子也会向外交人民委员汇报的。借这件事情，赶紧搬家吧。到时候让现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前任红军情报局长别尔津出面，想必红军情报部不能和老首长来争。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下当事人，顺便转移一下话题。
“博基同志，目前你们和红军情报局的同志们关系如何？”
“同志式的气氛。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很少在意彼此的身份。因为毕竟根据规定，红军的同志们在我们那里都是着便装的。我们也不能称呼他们的职务等级。”技侦部门是最机密的，工作人员甚至必须将他们的工作地点对直系亲属保密。
“你觉得实行职务等级制或者军衔制对于士气有帮助么？”在我知道的历史里，苏联红军1935开始执行军衔制，实际上这件事情确实准备了很久，不过由于斯大林的去世加上接下来伏罗希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垮台，事情拖了下来。所以直到现在红军还是用他的那套配合着袖章、领章的十六级职务等级体系。这看上去给了我一个机会，如果我在卢比扬卡推行军衔制，那么说不定就是开了风气之先河，而推行军衔制，我知道，是可以大大振奋我部下士气的。我想想听听博基对职务等级制和军衔制的看法。他应该是内务部中级领导里和红军合作最多的人了——不包括第3局，他们本身就在军队里挂着。
“允许佩戴等级标志么？”
我想了一下，不仅技侦部门，恐怕内务人民委员部多数单位即使授军衔了，也不能允许他们佩带领章。我记得80年代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注2]担任克格勃主席期间曾规定所有人员穿军装上班，结果一大堆部门打报告强调本部门的工作特殊性。“如果不行呢。”
“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帮助，实际上，就我们单位而言，可能由于技术人员比较多的关系，我觉得他们可能宁愿获得高级学术职称。”
学术职称么？这个想法听上去不错。在我的后世眼光看来，克格勃对它的工作人员普遍授予军衔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和军队不同，克格勃人员队伍的独立性要差很多，党常常从外面塞进来一些干部担任领导，一位可能从未当过兵的州委书记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局长获得将军军衔，结果是军装在有些人身上活像戏袍，这可能并不会让人对军衔产生足够尊重。
如果搞高级技术职称也许可以避免这一点，军人喜欢军衔是因为两个原因，漂亮的领章、肩章让人一看就知道他的地位，此外就是跟着军衔而来的薪水，特别是可以在职务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获得级别提升来增加收入，让军衔制比原有的职务级别体系更加有弹性。既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由于工作性质不可能获得前一种好处，那么技术职称体系同样可以达成后一种目的。我可以让机关人员象在研究所那样，成为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或者高级研究员，外勤人员则获得助理侦查员、侦查员、高级侦查员的衔级。也许这样的体系，比军衔更能表现出卢比扬卡是一个专业机构。
我所希望他是的那种机构。
注1：理查德·佐尔格，父亲是在高加索工作的德国钻探工，他在柏林读完中学，一战后他成为积极的**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招进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红军情报局的前身）。1930年他回到德国，获得记者身份后前往中国，在上海结识并招募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秘书的尾崎秀实。1933年起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在日本活动。
注2：维塔利·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1982年5月至12月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