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我结束了发言。
结束了我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最后一次发言。
等这个职务手续交接会结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就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了。
有的人似乎不管在哪种场合都混得开。比如我的这位继任者。
他还在22岁的时候就当上了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当时的阿塞拜疆党委书记基洛夫对他的评语是“贝利亚同志是个精力充沛的优秀契卡人员，在肃反工作中表现良好。”
1931年他离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转去做党务工作。当年就当上了格鲁吉亚中央书记、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不到一年就开始统辖整个外高加索党组织了。
在异时空，他是继捷尔任斯基、缅任斯基、亚戈达、叶若夫之后卢比扬卡的第5位主人，在这个时空，除了他取代的对象是我而不是叶若夫，而在时间上还提前了大约一年半以外，其他完全一样——喔，还有一点很关键的不一样：我没有象他异时空的那位前任那样被枪毙，我只是被调动了工作，其实，虽然说距离权力的距离远了一些，不过按照职位算还是应该算得到了提升。嗯，看来这个没有了斯大林的世界还是有一些进步的。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缅任斯基在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曾经发出一份嘉奖令，其中说“贝利亚同志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始终善于用非常独特的嗅觉明辨方向；从政治上正确地解决所担负的各种任务。”我觉得这并不仅仅可以用来形容他的契卡业务能力。
斯大林，苏联地位最高的一个外高加索人对他的印象非常好：1933年斯大林在阿布哈兹休假遇到刺杀的时候，贝利亚用身体掩护了总书记。第二年，贝利亚（他比我还小一岁）和我一样跳过候补阶段成为中央委员。当然，在斯大林死后，他悄悄地、不引人注目的把他布置写作的《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撤出了出版计划，虽然我知道1935年1月书稿已经完成了，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斯大林同志在高加索早期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作用了，现在时髦的是谈1912年莫洛托夫同志如何在圣彼得堡创办起《真理报》的，嗯，对于布尔什维克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日报的意义怎么估量也都不会过分……
在现在的政治局里，他与奥尔忠尼启则的关系“铁”到奥尔忠尼启则担任了他儿子的教父，并用自己的名字来给小家伙命名。
我就不行了。我显然还没有把“独特的、明辨方向的嗅觉”修炼到家。
实际上我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突然遭到解职。
我不认为我的小阴谋被发现了。毕竟，在这个唯利益为依据存在的世界，怎么看我都没有找鲁祖塔克的麻烦的立场。
有动机找他麻烦的，应该是利益因他的存在受到影响的人。
这个逻辑看来也已经被接受了。
就在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米高扬两位政治局委员带着贝利亚来到卢比扬卡参加我的职务手续交接会的时候。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波斯蒂谢夫已经飞往列宁格勒“检查工作”了。
在被鲁祖塔克挡路的人中，有一个恰恰就是强奸案发生地的地方一把手：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安德烈·亚历山大诺维奇·日丹诺夫。
不过……为什么去检查的是波斯蒂谢夫，另一个被鲁祖塔克挡路的人？
我突然想到，日丹诺夫本来就是卡冈诺维奇非常讨厌的角色之一——在斯大林去世前一两年里，他似乎已经觉得卡冈诺维奇在中央书记处和莫斯科的个人势力膨胀的过分了。所以他让赫鲁晓夫，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里露耶娃的同学，当上了莫斯科的二把手[注]，同时，先后把日丹诺夫和叶若夫两人放进中央书记处“协助”卡冈诺维奇工作，分担了领导意识形态和干部选拔的工作。这三个人也是斯大林死后，卡冈诺维奇在第一时间打发走的人——当然，都是客客气气的，赫鲁晓夫回乌克兰接替进中央的波斯蒂谢夫当基辅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为了“集中精力在列宁格勒的工作”解除了在中央书记处的兼职，而叶若夫成了专职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难道说……难道说他在意的并不是鲁祖塔克，而是日丹诺夫？与鲁祖塔克争夺投票权的人，当然也在彼此间争夺——通常来说，如果你希望调查得到某种结果，只要安排合适的人来进行调查就行了。
苏联的政治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胜则报复，败则怨恨。如果能够有一个机会把日丹诺夫排除在升迁机会之外的话，卡冈诺维奇显然会很乐意这么做。
——现在去检查这个讨厌鬼的波斯蒂谢夫本人就是另一名有资格在18大上争夺投票权的人——依据惯例，监察委员会主席是不连任的，而之前历任的监察委员会主席除了一个例外——那个不道德的死鬼——都在任满后成了政治局委员。
难道说……他并不是接受了我为他制造的逻辑，而是主动选择了这个逻辑？
那么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呢？
卡冈诺维奇正在发言，他代表政治局强调，我这一年多里完成的工作，党的领导集体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特别赞扬了我在很短时间内进行的国家安全机关的机构改组以及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所制定的职衔体系。
“在完善组织方面，你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比缅任斯基、亚戈达四五年内的都多。”米高扬站在我身边仿佛随口说道。
我看着我的老上司。他迅速的转过头。
我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体制。所有的资源应该被整合在一张网络中。身处网络中心位置的领导者，不仅不断获取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而且能够通过运用手边直接掌控的资源。下属各个节点的负责人，他们不能也不应该继续谋求各自手头资源的扩大，而只能通过接近中心位置来获取更多的资源。
技术职称体系比军衔更能表现出卢比扬卡是一个专业机构，我希望他是的那种机构。
我所需要的体制，我所希望的机构。
我笑了。其实和鲁祖塔克根本没有关系。有什么必要让机构的建设者、制度的确立者来继续管理这个机构、推行这个制度呢？让他统治自己的王国么？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我曾经担心，在不可或缺的阿格拉诺夫上面，放默林·斯罗诺维奇·别尔科夫固然可以，随便安置一个张三李四似乎也没有问题。
现在，在网络的中心位置，放默林·斯罗诺维奇·别尔科夫固然可以，安置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似乎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了。
一位没有分管工作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在1936年底，38岁的默林·斯罗诺维奇·别尔科夫再次进入冰箱。
注：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里露耶娃是斯大林的夫人，《赫鲁晓夫回忆录》“起初我以为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提升是应该感谢卡冈诺维奇的，但我很快就发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本人的成分比卡冈诺维奇更多。显然，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里露耶娃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诗，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我的忙。阿里露耶娃和我在学院同学。她在纺织品系学习化学，专业是人造纤维。她是党组的一个干部，我作为党组织的书记，经常和她碰头。我需要给她指示，我也知道她回到家里会向斯大林讲我的工作。……直到我成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开始经常到斯大林家里吃饭时，我才意识到，娜佳把我在工业学院里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告诉斯大林所达到的详细程度，有时斯大林会提醒我一些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事件……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