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民众充塞了整个莫斯科的街道，高尔基大街、德米特罗夫大街、彼得罗夫大街、涅格林纳亚大街，所有的街道都挤得风雨不透，但是民众并不为拥挤而恼怒，他们痛苦地沉默着，以一种顽强而一致的意志不断接近圆柱大厅（灵柩停放处）。
本该如此。
至少我记忆中斯大林的葬礼应该是这样的。
今日所见似乎并非如此。我曾经担心，从我在滨河街的寓所出发驱车去克里姆林宫也许会以汽车陷在人流中无法动弹而收场，也做好了必要时下车在人群中步行挤到克里姆林宫的心理准备。
然而看来我多虑了。
虽然绝对不能说苏联各族人民冷漠的送走了他们的领袖，沿途上，我仍然可以看见从克里姆林宫延伸出来的朝圣者长龙，然而莫斯科今天的街道依然可以开车。
简直可以飚车。
18年的宣传，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当缺少了这些，半神就仅仅是“又一位”去世的领袖么。
我不禁喃喃自语，突然间，我似乎体会到一种洞察一切的俯视感，但同时，仿佛又感到一种一切正在脱离控制的挫折感——
在一个没有斯大林的世界里，我的克林姆林宫学知识还会有多少参考价值呢？
比如说，当观礼台上，当莫斯科的一名区委书记，莫洛托夫安插在首都的钉子，兹维列夫挤到我身边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想到1938年他将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代替被枪毙的政治局委员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楚巴尔——当楚巴尔正以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站在我的前排、而且看来在这个时空已经不大可能被清洗的时候，这种联想不但是无聊的、有时候甚至可能是十分危险的……
毕竟，最顶层吹出的些许微风或许就足够让我这样一个刚刚20年党龄的普通中央委员翻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突然去世前，在权力金字塔占据着第二号人物位置的是45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斯克里亚宾，不过大家已经习惯用他革命时代的化名来称呼他——莫洛托夫。从职务或者与死者的关系角度，都应该是最合适的继承人。虽然在现在这个由于34年底、35年初一连串死亡变得残缺不全的政治局里面，45岁的莫洛托夫还属于比较年轻的一员，但是他进入党最高领导阶层的时间实际上仅次于斯大林和加里宁。1921年，也就是还是列宁在世的时候，莫洛托夫就已经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责任书记。而当时责任书记即全面领导书记处工作，职权相当于1922年4月斯大林来到书记处后设立的总书记。那时，莫洛托夫是党内唯一一个在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都有职位的领导人。不过，1922年他毫无怨言的接受了斯大林空降到书记处代替他主持工作，并且协助斯大林把书记处变成个人的权力基础。1926年莫洛托夫与加里宁、伏罗希洛夫一起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无论是在中央书记处还是在他之后前往人民委员会担任主席的时候。
按照一般常理推断，由莫洛托夫来继承斯大林的政治遗产应该是自然而然的。除了一个问题：莫洛托夫的党龄。虽然在以后的数十年中“老布尔什维克”的定义将会被不断扩大，但是在30年代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内，这个尊贵称号还仅仅被授予1905年革命以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人。而莫洛托夫的党员生涯，恰恰是从1906年开始的——不过这其实也不是莫洛托夫的责任，因为虽然1905年15岁的莫洛托夫在喀山的实验中学读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加入了地下组织，但是直到次年他才达到当时党员的最低年龄下限。而且斯克里亚宾家对于联共（布）来说，似乎还是过分的“资产阶级”了一些：当其他的同志，比如说铁路工人和洗衣妇的儿子克里门特·叶弗列维奇·伏罗希洛夫同志去矿山干活的年龄，未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首脑正在……学拉小提琴。
可能正是因此，今天的葬礼，并没有沿用列宁葬礼的模式，推出一个领袖来以整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宣誓遵循和执行死者开辟的道路，主持葬礼的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他不太重要的兼职从略）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先后让三名政治局委员在仪式上发言。
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的前身）的老党员、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作为政治局中的最年长者，颂扬了斯大林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以及在十月革命前就为党立下的丰功伟绩；随后国防人民委员克里门特·叶弗列维奇·伏罗希洛夫以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身份回忆了死者在内战中的贡献；莫洛托夫则在最后出场，回顾了党的已故领袖在苏联建设、特别是改变俄罗斯面貌的五年计划中的决定性作用。
同志、战友和学生，虽然有意选择了不同的立场，但是演讲的内容都是都是典型的官样文章，那种场合下必要的纯粹性政治演说，如果说莫洛托夫的讲话，虽然字面上同另两人的讲话很少有什么区别，相对而言，还能够感受到讲这番话的人是在同死者诀别，无论怎么说，他是爱这个人的，这种爱伴随着损失的悲痛，从这个顽石般坚强的人的颤抖声音里流露了出来。那么对于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在他们演说的声调、说话的口气里，甚至连一点个人的悲痛、惋惜或者激动的影子都没有，在平稳的声音中体现着绝对—样的冷漠。
那是接受了事实，并对于这一事实心满意足的状态。
其实，我并不应该对此感到惊愕。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这个一脸尴尬笑容，蓄小山羊胡子的老先生列宁时代开始，他就默默注视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年轻人一点点超过他——然后垮台[注]，就像苏联老百姓对他的称呼“联盟乡长”那样，他对于自己仅仅接受外国大使国书、颁发勋章和充当一个盖章机器的身份安之若素，唯一的消遣就是拿着拐杖、不带警卫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漫步，并尽其所能的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者出出主意，解决些不痛不痒的申述。但是别尔科夫的记忆警告我，虽然已经共事多年，他依然吃不准这位革命前圣彼得堡的镟工这么做，究竟是一个看穿了危险后韬光养晦的老狐狸还是真的天生痴呆——来自未来的记忆也对此毫无帮助：70年里克里姆林宫学者对加里宁真实历史的可靠结论为……零，拨开真实的与虚假的亲民形象，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似乎就仅仅是一缕淡淡的烟雾。
克里门特·叶弗列维奇·伏罗希洛夫，红军第一位，同时也是最最无能的元帅，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斯大林的仆从，但是仔细玩味他的升迁轨迹，很难说他究竟是因追随斯大林而与反对派为敌，还是因与反对派为敌而追随斯大林：由于绝非不充足的理由，内战中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解除伏罗希洛夫的职务。
这两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群龙之首：党不会接受一个比死者还要年长4岁的继任者，更不会接受一个军人。既然不可能成为继承者，甚至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为何由他们在葬礼上发言？
继承，我突然发觉，这一次葬礼与我在未来所曾经知道的每一次苏联领袖的死亡都有所不同——
似乎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继承。
1924年，列宁带着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去世，但是没有人会把获得这个职务的李可夫视作继承者，党和人民都知道，总书记斯大林才是新的领袖。
然而1935年“总书记”这个崇高的职务……意外的……不存在。
在1934年2月的17大上，这个职务被取消了，全党公认的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从那时候起仅仅是一个“中央书记”，从理论上，他与其他三名中央书记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洛夫、安德烈·亚历山大诺维奇·日丹诺夫处于相同的地位。当然，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谁才是老大。
不过现在他死了……仅仅带着“中央书记”的头衔死去。
在葬礼上第一个发言的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37年党龄，从1919年起就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22年苏联成立之日起就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在葬礼上第二个发言的克里门特·叶弗列维奇·伏罗希洛夫，32年党龄，从1925年起就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葬礼上第三个发言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29年党龄，从1930年起就是人民委员会主席。
而主持葬礼的拉扎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24年党龄，从1930年起就是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
党、国家、政府、军队，四个代理人，任职时间的长短与四个机构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构成清晰的反比——斯大林以自己为顶点，建立起了一个完美的权力四棱锥。
然后，命运削去了顶点。
于是四个支点用一种不会被人误解的方式在顶点的葬礼上宣告，苏联不再需要一位至高无上的帝王。
注：加里宁1912至1917年为候补中央委员，1919年进入中央委员会，同时成为新成立的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年初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成立时，与同样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的组织局和由一名责任书记、一名组织局委员、5名技术书记组成的书记处是平级机构。但是1919年3月25日，列宁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从此，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当时，他是第三候补委员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分别为第一、第二候补委员，但自1920年起加里宁作为候补委员的排名一直在布哈林之前（1920年年加里宁第一，季诺维也夫第二，布哈林第三；1921季诺维也夫越过加里宁代替克列斯廷斯基成为正式委员，新加入的莫洛托夫为第一，加里宁第二，布哈林第三），1922年布哈林再度超过莫洛托夫和加里宁成为第一候补委员，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跳过候补阶段直接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3年加里宁又成为第一候补委员，但是在列宁逝世后1924年的十三大上，布哈林又跳过他成为正式委员，莫洛托夫也在候补委员的排序上超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