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栋端起茶杯，倒了一杯水，交给袁瑛。说道：“兄弟，如果你真要问我有什么后手，我也不妨说一说。我相信兄弟你也支持我这么做的。”
袁瑛接过茶水，问道：“梁哥，你说。”
梁栋来到厢房的窗户前，指着外面的璀璨星辰，道：“兄弟，你看外面这片大好河山，历经沧桑，引无数英雄折腰逐鹿。结果呢？往往只有一个人能够站到最高顶，他们往往都被称为太祖，高祖，文皇帝，武皇帝，只有他们才能制定全国的礼仪制度，从不例外。”
“如此状况已持续两千年，牢不可破。唯西洋近代兴起共和之法，开了文人制定制度的先例。我国虽有共和之体，但依旧不成熟，缺少民主之势，国体不稳。皆因没有一个掌握绝对权力之人制度规则，反过来，若把一国之命脉交给一人，传其后代又太过荒唐。”
梁栋也自己倒了杯茶，然后再道：“我想这就是许多人反对帝制的原因吧！”
袁瑛点点头，道：“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说袁世凯，你看那袁克定，什么人？袁世凯我还不怎么反感，可看看那袁克定窝囊样，整天只知道寻花问柳，哪有什么才能可以治得了这偌大的国家？如果把国家交给他那种人，我真不敢想象国家还能有什么前途？”
梁栋倒是第一次听到袁瑛坦露心迹，才知为何袁瑛那么反感帝制。“不错。交给一人，传其后代，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理的。所以，我想改变千年以来一成不变的规则，今次，我为袁世凯辩护，明日，我将把一个制度方案再捅出去。”
袁瑛不解：“这有何用？”
梁栋笑笑：“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梁任公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把老袁的帝制打上了灰色，而我一篇《三问共和》为他消除了这些灰色。老袁欣然接纳了我奉上的‘珍馐’，殊不知，剩下来他也得做另一件事，他得继续接受我余下的理论。”
“我在《三问共和》中为他设计了一个有本国特色君主立宪的理论，当时只是说说，老袁也只当我在说说……兄弟，我想你也这样认为吧！但我不妨告诉你，不！不是！我已经酝酿了一个君主立宪体制，我要打破两千年来一切由太祖制定规则的规矩，我要让后世的太祖们明白，制定规则的人不应当是他们，他们应当服从来自于‘术业有专攻’的技术理性。”
“今老袁为梁任公所累，需要理论上创新的建树。我身为技术理性的掌有者，我理应为四万万之民众争取这么一个权力，即便他老袁手中掌握十几万枪杆子，我也要让老袁哑巴吃黄连，把我送给他的苦药一口吞了……儒者，为万民争权也。”梁栋握紧拳头，仰望窗外的星空，眼神无比坚定。
在另一个时空，梁栋生活于压榨人性的“盛世”之下，倍受“为恶去善”的无聊规则压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为民众争一个重塑规则的契机。实因他学法学出身，虽毕业以后未从事法律部门工作，但心中那份“国王也当服从技术理性”的格言永不褪色。
袁瑛为之激动，为之热血澎湃，与梁栋并肩而立，仰望窗外的星空：“梁哥，你做得对，我支持你。”
梁栋拍了一把袁瑛的肩膀，笑道：“小子，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随后再次仰望窗外星空，道：“就看老袁怎么选择了，如果他选择我，那么一切好说。如果不，那他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前次用了我的理论，下次把我踢开，如此背信弃义，别怪别人对他无情了。”
新华门总统府。
此刻也是华灯普照，灯火辉煌。科技革命的作用即在于让夜空显得闪亮。总统府内，袁世凯正在招待一位棘手人物。
“松坡，看过这篇文章了吗？”袁世凯亲切招呼，还把梁栋那篇发表在《亚细亚报》上的《三问共和》推了过去。《亚细亚报》是北洋系建立的机关报，不知从何效仿而来。只不过开馆没两天，就被人扔了几枚炸弹，炸伤了几个职员。
蔡锷平静答道：“看过了。”
自从来到京城来，表面上老袁对他甚是器重，多有重用。但始终徘徊在北洋外围，从来不让他接手过军权。前几日，恩师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虽然经老袁手中那篇文章反驳了，但恩师态度却是表露无遗，作为学生，老袁今日提起这个话茬，明显是要他的态度。
蔡锷自认不可能再坐下去，连忙站起，说道：“锷初意赞成共和，及见二次革命，才知我国不能缺少帝制。赣、宁平定以后，锷已倡言君主，因前有宋育仁之事，前车之鉴，锷不敢发言。今元首既有此志，再好不过，锷首表赞成。”
宋育仁为甲午战争期间一位中华优秀男儿。当时中日开战，他建议清政府采纳拖延战术，以疆土广大，国力绵柔，拖垮日本。清政府不纳。后来黄海海战失利，他仍不绝望，凭借英、法、比、荷四国临时代办的身份，通过临时购买，临时装备的方法为清政府在南洋、南澳等地组建了一支精良舰队，起意直接突袭日本长崎、东京等重镇。
梁栋读史读到这段，不禁拍案叫绝。此不谓兵法上“攻其所必救”又是什么？
如此“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奇袭，却不被清政府采纳，反过来清政府还准备严惩于他。后因牵涉太广，其中有国内高官，也有外国洋人，不好办理，宋育仁才得以保全性命，以褫夺了宋育仁二品顶戴为结。如此荒唐无耻之卖国政府，不亡还有天理？
蔡锷以此自谓，意喻自己有心不敢做罢了。
老袁听了，虽心中爽快，但他并不全信，精明闪烁的眼神细瞧了蔡锷两眼，道：“那你为何在赣、宁之役中作那调人，为南方开脱？我看你是心口未一，拿话诓我。”
一句诛心之言，蔡锷面不改色，随口应答：“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我僻处南方，与京城甚远，民党势力盘踞长江流域，投鼠忌器，不得不尔。还乞元首见谅。”
老袁拈须微笑，微笑不言。再说了几句，蔡锷退了出去。
走出新华门，蔡锷仰望星空，群星璀璨，深邃无边。朗朗之下，中华大地却要再为一家一姓之家天下荼毒，共和之四万万人格又将放在何处？虽有心，却无力，何时才能逃脱这京城之牢笼？蔡锷心情苦闷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