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童贯出使归来后,更有了政治资本,声威越来越大。不但独揽了兵权,而且对朝廷的各种决策,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他又请求宋徽宗对西夏用兵。同年二月,徽宗欣然同意,任命他为陕西经略使,统领陕西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军兵,主持对西夏用兵的全权。童贯本人并无军事指挥才能,在幕僚们的策划下,他仍沿用宋神宗以来对夏作战“出塞进筑”的方略,以大兵团的力量为掩护,步步为营,节节进逼,每推进数里或数十里,便就地修城筑寨,作为下一步推进的基地,以此缓慢地向前蚕食。童贯于次年正月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步兵骑兵共十五万人,从湟州出兵;又派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统兵五万,从会州出发;他自己率中军驻兰州,作为两路的声援,以大举攻夏。刘仲武军西进至清水河,修筑城寨,留兵戍守。刘法军北进到古骨龙城(今青海门源朱固寺东南),与西夏右厢军发生激战,歼灭夏军三千余人,宋军获胜。
童贯在同年九月,又命令王厚、刘仲武率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军队进攻西夏臧底河城,遭到惨败,士兵战死了一半。童贯唯恐朝廷给他处分,竟对战况隐匿而不上报。宋军失利后,西夏调大军乘胜攻掠萧关一带,大肆抢劫蹂躏一番,扬长而去。为报此仇,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正月,童贯改命刘法、刘仲武统率熙河、秦凤路精兵十万人,围攻西夏的仁多泉城。北宋以优势兵力昼夜猛攻,西夏守城士兵寡不敌众,又无援兵,最后力竭投降。童贯为了泄愤,竟令士兵入城屠杀西夏降卒和城中丁壮。渭州宋将种师道同时率军攻克了臧底河城。童贯将宋军获胜的消息送到开封,宋徽宗马上任命童贯担任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童贯自掌握军政大权后,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不惜在西北边境穷兵黩武,滥杀无辜。宋夏屡屡交锋,战场上难免有胜有负,童贯从未因战败而受到责罚,童贯的奥妙,就是最会谎报战功。失败能说成大胜,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是他的拿手好戏。
童贯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又一次决定大举出兵攻夏,他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军攻朔方(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刘法根据当时前线的形势,认为不宜出兵。可童贯好大喜功,一心想打胜仗,“建功立业”,好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便全然不顾实际军情,强令刘法出兵。他威逼刘法说:“当年你在京城时,曾亲自接受皇帝命令,你说自己一定能取胜,现在怎么又不想出兵?到底是什么原因?”刘法被逼无奈,只好领兵两万勉强出征。刘法率军前进到统安城时,被西夏国王的弟弟察哥领大军包围。察哥亲率步卒骑兵列为三阵,在正面迎击宋军,另派精骑登山绕到宋军大队的背后,前后夹击。宋军由于突遭伏击,仓促应战,形势十分不利。刘法虽然临危不乱,指挥士卒与敌人浴血奋战,但是众寡不敌。前军杨惟忠部溃败,冲乱了中军阵营;后军焦安节部也败入左军。从清早一直大战到晚上,宋军士兵、战马饥渴难当,死伤惨重,遂全线崩溃。当晚,刘法率残部突围,后撤七十里,到盖朱蟾时,又被夏军追上围击。刘法在第二天天亮时不幸阵亡。西夏士兵砍下刘法脑袋,献给了察哥。察哥捧着刘法的头,伤心地对左右部将说:“刘将军以前在古骨龙、仁多泉等战役中,多次打败过我,我见了他也要退避三舍。我曾称他为天生神将,骁勇难敌,想不到今天竟然被一名小卒枭了首级!他的失误就在于乘胜轻出冒险,你们以后可要吸取这个教训啊!”察哥说后,指挥大军,展开对宋军的猛烈反击。其实,察哥却不知道,刘法原本不想冒险,只是被童贯所威压,乘胜轻出,冒险出战,才轻易地送了命。
熙河经路使刘法是西北名将,不仅骁勇善战,又深通谋略,在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他这一死,大大影响了军队的斗志。一时之间,军心散乱。夏军乘胜围攻震武,宋军胆怯,熙河、秦凤两路竟不敢前去增援解围。震武城设在深山峡谷中,粮草也无法接济,眼看着城就要被攻破。这时,察哥突然对手下将士解释说:“我们不攻破此城,宋军总要派兵防守,给北宋留下了一块心病,让他们耗费资财,去坚守这不毛之地无用之城吧!”随后,察哥率西夏军放弃攻城。
童贯发动这一战役,损失惨重,随意歪曲。为了掩饰败绩,居然隐瞒真相,向朝廷报告说是打了个大胜仗。文武百官许多人都知道童贯又在撒谎,但因惧怕他的权势,谁也不敢拆穿他的谎言,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向昏庸的宋徽宗表示祝贺。童贯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使他手下的军官、士卒有几百人因这次“大捷”而受到了嘉奖。
童贯在主持西北军事时,西夏的军事实力不如从前,在宋军面前已是相形见绌。童贯用“出塞进筑”的策略,终于收复了横山地区,使西夏丧失了屏障。在刘法死后不久,西夏国王央求辽国出面斡旋,夏向北宋进誓表请和,名义上归顺北宋。宋徽宗于六月正式给童贯降诏,命令全线停战。并嘉奖童贯,宋徽宗令他领枢密院事,节制九镇,晋封为太傅、泾国公。
童贯在宋夏讲和后,已是声名赫赫,权势之大,不亚于当朝宰相。就在这时,人们开始称蔡京为“公相”,梁师成为“隐相”,童贯为“媪相”。媪者,是当时对老年妇女的称呼。童贯乃刑余之人,人们讽刺他为“媪相”,意指其为“母相”,有宰相之实权。
宋徽宗在位二十来年,最宠信的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一伙,这些人权势熏天,当时人称之为“六贼”。除了这六名超级大贼之外,北宋朝廷还造就了如杨戬、高俅等这一类的次一流大贼,至于中等奸贼和小蟊贼那更是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徽宗一朝,可以说是北宋末年豺狼当道、群贼肆虐,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朝代。
“六贼”之首蔡京是通过童贯的中介,爬上了宰相的高位,立即重用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变更法度,打击政敌。在蔡京的眼里,权力就是一切,为追求更大的权力,为巩固自己已获得的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友谊、亲情都可以抛之九霄云外。在他三次任相期间,箝制朝臣和排斥异己本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恐怕谁也不会想到,为了权力引发的冲突,竟会使他视亲人如寇仇。早在神宗时,蔡京与他弟弟蔡卞同在朝廷任中书舍人,满朝大臣为之羡慕不已。蔡卞还乞请皇帝,允许他上朝时站班在其兄长之下,颇有敬上礼让之心。等到徽宗拜蔡京为相后,这亲兄弟却渐渐反目成仇。原来,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一直认为他丈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时,蔡京打着绍述的旗号,所行与王安石变法大异其趣,已使蔡京有些看不惯。加上蔡京任京官比他迟,地位却在他之上,老是压他一头,使他不能当上宰相,心里就更不满了。因此,朝中商议大事,蔡卞时时故意跟哥哥蔡京唱反调。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正月,宋徽宗想任命童贯担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蔡京一心迎合徽宗旨意,全力支持。蔡卞身为枢密院长官,却坚决反对,认为用宦官主持一方面的军事,肯定会误事。右丞张康国就以神宗用李宪的旧例为证,说明任用童贯也不为过。蔡卞却说:“神宗重用李宪,已经不是什么美事。好歹李宪还懂一点军事,童贯却对将略一窍不通,毫无所长。将来一旦用他,必会败坏边疆军事。”蔡京就在徽宗面前,马止反驳蔡卞观点,两兄弟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蔡京言辞锋利,不时还夹杂些冷嘲热讽,蔡卞实在难以忍受,提出要辞官回乡。最后,宋徽宗仍按自己的想法任命了童贯,把蔡卞降职,度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到河南府任职。
蔡氏兄弟在朝内争权,很快传为笑话。蔡京却不知羞耻,为贪恋权位,又上演了父子倾轧的丑剧。蔡京的长子叫蔡攸,字居安。他早年对端王恭敬异常,获得了端王的好感。赵佶即位后,他迅速受到宠用。蔡京首次罢相前,宋徽宗先把蔡京的死党刘爵、刘焕等贬出京城,并暗中授意御史中丞王安中上章弹劾蔡京,为罢免作准备。蔡攸这时在宫中管奏章文籍,因而提前获知此事。马上跑到徽宗跟前,磕头如小鸡啄米一般,替他父亲蔡京苦苦哀求,缓解了徽宗的不满情绪。到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蔡京的三个儿子蔡像、蔡攸和蔡倚及蔡攸的儿子蔡行都在朝廷任大学士。蔡攸更加衔开府仪同三司,他妻子宋氏时常出入后宫,如走平地;他儿子蔡行领殿中监,宠信的程度不亚于其父。随着蔡攸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与其父的权力冲突也越来越明显。由于一些奸诈浮薄小人,见有机可乘,便从中故意离间。才使父子之间权势冲突加剧,相互倾轧之事不时发生。他们各立门户,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相互攻击,亲父子逐渐变成了仇人。宋徽宗曾给蔡攸赏赐了一座宅院,蔡攸干脆搬出去,与父亲分居另住。有一天,蔡京正在家里跟客人谈话,蔡攸突然前来拜谒父亲。蔡京就让客人暂时在侧房避一会儿。蔡攸一进屋,就拿起蔡京的手,装作诊脉的样子,然后说:“父亲大人脉势舒缓,是不是身体不适啊?”蔡京说:“没有啊!”蔡攸立即接上去,说:“没有就好!宫里现在正有公事,儿子告辞!”说完,蔡攸转身而去。
来客透过门缝,看见这一切,就问蔡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令郎那是什么意思?”蔡京回答说:“先生真的看不出来吗?这小子是盼我有病好罢我的官啊!”过了几天之后,宋徽宗果然招令蔡京致仕(退休)了。
宋朝大军在北宋联金攻辽,企图收复燕云旧地。出发时,蔡京给蔡攸写诗饯行,字里行间,故意暗暗流露出不赞成此举的意思,目的就是预作后路,万一北伐失败,他可以用此诗为证替自己开脱,不顾这首诗对他儿子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旧史曾对蔡京恰如其分的评价,他“天资凶谲,舞智御人”。蔡京为了权力,在皇帝面前专找别人错,加以攻击,以显示自己他的亲人之间,相互见利忘义,为了争权夺利,竟弄得兄弟、父子反目成仇。
蔡京只要听说皇上要罢免他,他就急忙入宫面见皇上,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万般要求,根本不知耻辱。就是这样无耻小人,长期控制着北宋的朝廷大权,蔡京的六个儿子、四个孙子同时担任执政和从官,至于其亲朋好友、徒子徒孙也是个个声势煊赫,享尽了荣华富贵。蔡京在徽宗朝代,竟然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崇宁元年七月,蔡京初次任相,胡作非为了一番后,至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罢相,免为中太一宫使,仍留住京城。蔡京到次年正月,幕后稍作活动,便二次任相,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六月又罢相,仍为太一宫使。陈朝老、大臣石公弼、洪彦升、毛注等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徽宗予以严惩蔡京,并逐其离京,但徽宗却不加理睬。由于上书攻击蔡京的人太多,徽宗只好为了平息众愤,将蔡京贬至杭州,过了一年多一点,蔡京就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从杭州召到京城,徽宗亲自在内苑太清楼设宴款待。宋徽宗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下诏令蔡京三日一次,到都堂议事;直至六年四月,仍令蔡京三天朝见一次,正公相位,总治三省之事。后来到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徽宗下诏令蔡京致仕,但朝朔望。这中间,王黼曾任相数年,到六年(公元1124年)底,徽宗又令蔡京领三省事。这时的’蔡京已四次柄政,年老昏花,不能实际理事,一切全由儿子蔡绦代为处理。整个徽宗时期,蔡京屡罢屡起,“权势震赫,举朝结舌”,成为“六贼”中的头号大贼人物。
王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人。他长得风姿卓美,目睛如金,又能言善辩,以善佞而着称。蔡京致仕后,他曾继任宰相。徽宗由于宠信他,便在昭德坊赐他房宅,左邻就是已故门下侍郎许将的家院。王黼曾象孝敬老子一样地服侍宦官梁师成,称梁为恩府先生,便仗着梁师成的势焰,逼夺许家的房产,大白天就派了一帮恶奴,把许家的人全都赶出了家门,满京城的人都为之愤愤。宦官梁师成更是权势熏天,他掌管御书号令,徽宗喜欢用“御笔”发布命令,梁师成便专门收买了一批擅长书法的小官吏,让他们模仿宋徽宗的字体,借以假传诏旨。由于梁师成有这样的本领,王黼便父事他,蔡京父子也要处处讨好他,京城里人人都称他是“隐相”,执朝、侍从等高官,出于他门下的多得不可胜记。朱勔因他父亲朱冲的缘故,得到蔡京的特殊照顾。童贯收复湟、鄯、廓诸州时,蔡京关照童贯,把朱氏父子姓名也写在军籍中,作为有功人员上报朝廷,从而得到美官。嗣后,朱勔打一心一意主持苏杭应奉局,竭力为宋徽宗搜罗奇花异石,特别受到徽宗的宠爱。凡对朱勖奉承的人,想做什么高官都能如愿,不讨好他的人,很快就会被罢官,因此,东南一带刺史、郡守,十有八九都出自他门下,被当时人称为“东南小朝廷”。另一位宦官,人称为朝廷结怨于西北叫李彦也不甘落后,他在北方的汝州设局,大肆敲诈勒索,搜括民田,遭到百姓反对。
童贯厕身其间,又成为“六贼”中的宦官之首。“六贼”当中,仅宦官就占了一半,这帮奸臣,相互勾结,势力在朝廷内外盘根错节,一般正直的官员几乎无法扳倒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伙人又竭力在各个方面投宋徽宗之所好,助纣为虐。宋徽宗对道教神仙方术感兴趣,蔡京就为他到处引荐方士。有一次祭天时,宋徽宗突然装神弄鬼,说他好象看到了天上有楼台殿阁。蔡攸正在旁边,就煞有介事地说他也看到离地几十丈的云端确实有楼台殿阁,还有道流童子隐约出现。徽宗好道教,便讽劝道镲院上章册奉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蔡攸就说有什么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大肆奉迎。为了讨好徽宗,他们一个个丑态百出。王黼、蔡攸等人,在陪伴徽宗赴宴时,自己却身着短衫窄祷,脸上涂脂抹彩,弄得花花绿绿的,就好象市井娼妓和唱戏耍杂的一样,口里也说的是粗俗不堪入耳的淫词浪语,引诱宋徽宗。
宋徽宗和“六贼”为了粉饰太平,以掩盖他们那种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生活,便挖空了心思,引经据典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寻找美丽的借口。蔡京把《易经》上“丰亨,王假之”和“有大而能谦必豫”两句话加以发挥,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口号,宣称宋朝的礼乐制度和宫室规模,都与宋徽宗君德之隆盛及国家之富强不相配,必须广建宫室,重修礼乐。蔡京又鼓动徽宗说:“陛下当享天下之奉。”蔡攸也劝说宋徽宗:“人主应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多少,岂能让它白白流逝?陛下何必徒自劳苦呢?”宋徽宗本来就是个贪玩的昏君,对此当然乐于接受。从此,宋王朝便大兴土木,制礼作乐。首先仿照夏周制度,用22万斤铜,铸造了显示皇权浩大的九鼎,又兴建有九座大殿的九成宫,用来安放九鼎。接着下令从各地搜刮大木料,每天役使万余名工匠,兴建祭祀用的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