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贝当元帅最后决裂。
父亲和挚友双亡。
战争临头，迎战古德里安。
临危受命，出任雷诺内阁国防部次长。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9月，戴高乐的第4部著作《法国和它的军队》出版。该书反映了戴高乐对军队的历史和作用的独特的认识。他指出：若干世纪以来，军队一直体现了法国的灵魂和未来。国家的灵魂和命运都世世代代通过它的军队得到反映。这部200页的作品是法国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这便是我在那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向祖国提出的最后一次警告。”该书的出版也导致了戴高乐同贝当关系的最后决裂。
本来，戴高乐自当上少尉以来，因有独立见解，深受贝当青睐，一直得到贝当的庇护，从戴高乐在《剑刃》一书的题词中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真是非同一般。但是后来情况变了，贝当由进步转为因循守旧，变成了另一个人。1927年后，戴高乐不再常到贝当家里去了。戴高乐的第3部书《建立职业军》出版后，两人分歧加剧，关系恶化。当出版社通知戴高乐要为其出版《法国和它的军队》时，戴高乐考虑到该书是他1925年根据贝当指示，在贝当领导下写成的，便写信给已74岁的贝当，请贝当同意出版。
谁料，这个虚荣的老头同意戴高乐出书，但提出的条件是：必须让他当合著者或主要策划人。这完全符合法国的一种老传统，根据这一传统，上级自然认为有权从下级的著作中攫取著作桂冠。但是，这时刀碰上了石头；这石头就是戴高乐的性格。关于这一冲突，有几种说法。例如，戴高乐传记的一位著名权威作家写道：“贝当当时要求让他作为作者署名。这本书是戴高乐一个人写的。他没有同意贝当的这一要求，并且改变了原来的献词。原来，贝当同意戴高乐出版这本书后，要求在书的扉页上必须附上上校给元帅的献词，并于9月5日寄给戴高乐一则献词草稿，征求戴高乐的意见。献词草稿写道：“谨向贝当元帅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他在1925~1927年间指导我写本书的第2章至第5章（“旧体制”、“革命”、“拿破仑”、“从灾难走向灾难”）。而戴高乐觉得这样有点平铺直叙，没有通知元帅就把献词草稿改为“献给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希望此书问世，并指导撰写前5章，而且由于他的指导，我才赢得了本书后2章的成功。”这使得贝当非常不满，又引起他俩之间一场争论。但是，军队历史问题专门委员会审查了他们的争论，并承认了戴高乐的权利。
实际上，他们两人的争执并无多大必要。因为第一次印刷的该书到1940年还未售完。《法国和它的军队》虽然是在贝当指导下撰写的，而且贝当本人也参加过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但是，在书中那优美的文笔，史诗般磅礴的气势和字里行间充满的爱国主义激情，无一不具有戴高乐的特色，无论从哪方面看，这完全是戴高乐的作品。
贝当元帅狂怒地说，戴高乐忘恩负义，冷酷无情，并示威式地在一些正式见面的时候，拒绝同戴高乐谈话。但是，戴高乐不欠他的债。这时，上上下下正好都在议论组建预计由贝当担任陆军部长的新政府问题。有人建议由戴高乐任该部副部长。贝当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你们不要相信他，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两面派人物……”
从此，戴高乐同贝当的关系彻底决裂了。
《法国和它的军队》于1938年9月出版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不幸去世了。11月，戴高乐的老朋友梅耶上校也不幸去世了。这两位老人的去世使戴高乐无比伤感。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还是当前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他已预见到战争即将爆发。1939年9月3日，战争终于爆发。德军坦克师两周内便击溃波兰。而法国如同戴高乐所预见的那样，冷漠地看着自己的盟国垮台，躲在“马奇诺防线”后，连面都不露。有人说，法国像个老乌龟，把头缩到自己的龟壳里。实际上，这个所谓龟壳无异于一个鸡蛋壳，一打即碎。然而，德国这时在其西部边境仅留有薄弱力量实施掩护，若法国有突击装甲坦克军队，定可毫无困难地将其一举突破。
战争爆发前一天，9月2日，戴高乐被任命为驻阿尔萨斯地区的第5集团军坦克司令官。这一提升并未使戴高乐感到太高兴。“我的命运，——戴高乐说，——就是在可怕的骗局中扮演角色。我指挥的几辆轻型坦克，只不过是一粒尘屑。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将最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
但是，谁也不想采取行动。没有做好现代战争准备的法军仍然停滞不前。官方人士发表一些安抚人心的讲话，说什么“马奇诺防线”具有不可摧毁的威力。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但法国统帅部在这场战争中抱有一种荒诞的幻想，竟指望不会发生真正的战争。
1940年1月间，戴高乐去巴黎。当时身为外交部长的保罗·雷诺邀请戴高乐到他在瑞华利街的公寓进早餐。莱昂·勃鲁姆也在座；他问戴高乐对局势的发展有何看法。戴高乐回答说：“问题在于德国今春要西进夺取巴黎，而不是要东进夺取莫斯科。”戴高乐的这一看法使勃鲁姆大为吃惊。他说：“您这样想吗？德国人不会向东进吗？他们会不考虑俄国的土地是辽阔无边的吗？您认为，德国人会疯狂西进吗？但是要知道，他们无力冲破马奇诺防线！”
戴高乐同幼女安娜在布列塔尼海滨（1933年）至于雷诺，他听了戴高乐的讲话，一言未发，只是点头表示同意。戴高乐和勃鲁姆默默地一起走出举行早餐会的公寓大厦。走到库尔赛里广场出口时，戴高乐让勃鲁姆站住说：“如果您能同雷诺共同采取行动，那您就行动吧，我恳求您……”
戴高乐明白，巴黎的军事和政治情况都很混乱。这是勒布伦总统同他谈话后使他产生的印象。当时，勒布伦总统到第5集团军视察，曾满怀信心地参观了戴高乐指挥的几辆过时坦克。他也未料到会有什么意外来自德国人的方面。
早在1939年11月，戴高乐就曾向总参谋部写报告说，应从德国国防军在波兰的军事行动中汲取教训。他强调了德军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的高效能和波兰防线的无力。但这个报告未获任何结果，只是得到迪费奥将军的一个蔑视的意见：“根据当今情况看，这些结论应予否定。”。
1940年1月，戴高乐满怀焦虑，又到巴黎游说。他在雷诺住所遇到前总理勃鲁姆，从相互交谈中，戴高乐发现，勃鲁姆认为德军既不能东进，因为他们怕陷入俄国泥潭，也不能西进，因为马奇诺防线坚不可破。当时当局还规定，在战争情况下，法国坦克兵力仍应按1936年8月12日颁布的《共同条例》行动。艾马斯贝格将军于1937年5月曾就这一情况在一个德国杂志上写道：“在法国条例中规定的坦克使用方法表明了法国对现实的惊人无知。”
戴高乐还采取了对一个上校来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步骤。1940年1月26日，他给80位军政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重述了法国面临的极度危险局势和必须迅即采取的强有力措施。戴高乐警告说，德国人必将使用强大的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支援下，大举进攻。他还预言，法国防线随时可能被敌人突破，到那时崩溃也将不可避免。他要求立即把部队现有的坦克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清楚。他引证在波兰的战争经验，写道：“在当今的冲突中消极从事，就意味着战败……法国人民无论如何不应抱幻想，认为我们的武装力量现在拒绝进攻战理论是与已开始的战争性质相适应的。事情恰恰相反，摩托使现代杀伤工具具有巨大的威力、行动半径和速度。在已开始的战争中，其规模、机动的迅猛程度、冲击的突然性、入侵和追击的范围等，迟早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决不可看错这一点。已经开始的战争，很可能成为曾破坏过世界的战争中规模最大、性质最复杂、程度最激烈的战争。由此战争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义危机是极其深刻和普遍的，最后必将在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结构中引起一次彻底的剧变。建立机械化部队已势在必行。现在已经是法国作出决策的时候了。”
戴高乐上校的这一呐喊也成了旷野呼声，没有引起震动。而巴黎则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情况。尽管德国的入侵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是对德战争的问题却似乎被人们忘记了。当然，也做了一点事。在1940年初，法国终于建立了1个坦克师。但其装备为1925年生产的陈旧坦克，而且不像戴高乐希望的有坦克500辆，而只有坦克120辆。这显然不能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
这时的芬兰和苏联正在进行战争。法国决定站到芬兰一方，卷入这场战争。虽然有大量德军准备对法国作战，法军本身极需大量军备，但是法国却向芬兰火速送去175架飞机、500门火炮、5万挺机枪和冲锋枪，及其他一些军备。1月8日，达拉第下令组建一个阿尔卑斯山特别旅，准备派往芬兰。1月19日，又下达指示，要求准备实施以消灭巴库采油业为目的的战役计划。魏刚将军被派往近东，准备向高加索进攻。只是由于1940年3月苏芬战争结束，才使法国的这些荒诞企图未得实施。戴高乐将军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当时法国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必须指出，有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加关心的，不是如何对付德国，而是如何打击俄国，其办法是援助芬兰，或是轰炸巴库，或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完全迷失方向的大众，他们因感到无论什么机构或什么人都不能领导好国家，便处于疑虑和绝望之中。显然，一场严酷的遭遇将在全国掀起绝望和惊恐的巨浪，从而毁灭一切。”
1940年3月1日，随着英、法联军远征挪威的失败，达拉第内阁被推翻。3月23日，保罗·雷诺受托组阁，他当时表现为拥护对德决战，有人称他为“法国的丘吉尔”。雷诺之所以获此声誉，与之不无关系的是，他自1935年以来曾大力宣扬过戴高乐的思想。他深刻地记得，戴高乐出版《法国和它的军队》时，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如蒙见爱，不论情况如何，只要我一息尚存，愿效犬马之劳。”
雷诺急召戴高乐去巴黎，要他给写一个政府声明。戴高乐很快给写出一份简单明了的声明。雷诺完全同意，并拿到议会里照本宣读。戴高乐第一次成为组建内阁程序的直接目睹者。他看到了一些人在议会中施展阴谋、相互勾结、尔虞我诈、强词夺理、丑态百出，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伪善、虚荣和自私。他们似乎都忘记了，现在是在打仗，法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戴高乐感到这一切实在无耻，令人惊讶。
雷诺在分配部长们的职务时，不是考虑他们的能力如何，而是考虑到分给谁能得到议员几票的支持。于是，他把陆军部长这个重要职位分给了原总理，与他关系最坏的达拉第。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人是不可能好好共事的。但是，雷诺需要激进党人的支持票。他任命激进党的11个代表担任部长。但表决时，该党的116个代表中，只有33人投票支持雷诺。为了争取主张与希特勒讲和的极右分子的支持，他竟任命印度支那银行总经理保罗·杜安——赖伐尔的朋友，绝不是法西斯的敌人，担任要职——国务部次长兼战争委员会秘书。可以说，雷诺为了同希特勒打仗，任命了一个亲希特勒分子当部长。议会场外有人说，这一任命是按雷诺的情妇拉巴尔特伯爵夫人的坚决要求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