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他的亲戚。她说，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他遭遇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呀？
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给我讲一讲吧，原原本本地讲一讲吧！这个善良的老妇人显出了胆怯和拘束的神态，不断地擦她的那双湿手。我懂了，一个厕所清洁女工，系着肮脏的围裙，自发蓬乱，站在这咖啡馆的大厅里，这使她感到难堪。另外，她一直怯生生地左顾右盼，看是不是有哪个侍者在一旁听着。我于是向她提议，我们到活动室里去吧，坐到门德尔的老座位上去，请她在那儿把事情的始末讲给我听。她感谢地向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感激我懂得她的心思。她，这个已经有点摇摇晃晃的老妇人走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两名侍者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背影，他们觉察到了此中必有缘故，若干顾客也对我们这差别悬殊的一对感到惊异。接着，在活动室里那张四方桌旁，她向我讲述了雅科布·门德尔，旧书贩门德尔的沉沦（后来，其他人的叙述，又给我增补了某些细节）。
就是啊，他后来，她这样讲述道，在战争开始以后，也还一直来的，天天一早，七点半钟就到这里，坐着，整天研究着，同以往一模一样。是啊，他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而且还常常谈到，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可是了解的，他从来不看报纸，也从来不同别人交谈；尽管卖报的大声叫喊，“号外，号外”，所有其他的人都跑步围上去时，他也从不站起身来，从不在一旁听着。他同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弗兰茨，那个侍者不在了（他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了），也不知道施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热梅希尔被俘虏了。面包越来越不像样，人家给他喝的已经不是牛奶而是代用咖啡了，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有一次，他觉得有点奇怪，怎么现在来这儿的大学生这么少呢？如此而已。——“我的上帝，这个可怜人哪，除了他的书以外，再没有别的事使他高兴和担忧过。”
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
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
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抽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伦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
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含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龋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 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 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 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 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 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
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
这两个军官盯着由于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而急出汗来的雅科布·门德尔发愣，仿佛月亮掉到他们的办公室来了。接着，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打字机的声音，传令兵跑上跑下，雅科布·门德尔被交给卫戍部队监狱负责看管，准备下一步把他送进集中营。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