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诞生于东汉时期，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教义以道家黄老学说为核心，吸收易学、巫术占卜以及儒家伦理观念，并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果。
就在道教创立后不久，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准确地说，这时的道教还不成熟，没有自己的道观，经书也不多，但各种道术盛行，道教还处于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并没有立即引发佛道之争，主要原因在于佛教初传之际，中土各种“道术”盛行，佛教也被人们误解为一种“道术”，而西域僧人为了传教的需要，也迎合汉地悠久的传统文化，自称“道人”，形成僧道不分的局面。而且那时的道教还只是初步形成，没有成熟。所以道教和佛教那时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甚至还有互相利用之处。因两者同以出世为宗，所标义旨大致相同，佛教常袭用道家字义，如“妙”字，即用老子“常无欲，以观其妙”。“尘”字，即用老子“和其光，同其尘”。道教有时也袭用佛义。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信奉佛教的人日益增多，道教受到冲击，出现了佛、道在朝廷争宠、进而相互诋毁、抨击的情形，甚至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极为激烈血腥的、你死我活的佛道相争。起初的佛道之争仅限于两教之间的辩论，王室是以超脱者的身份予以仲裁。但到了后来，朝廷开始主导佛道之争，甚至大开杀戒。
在佛道之间的辩论中，以下几个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
其一为“夷夏之辩”。在此争论中，道教徒认为道教为华夏学术传承，而佛教则来自印度，乃夷狄之教，夷狄文化低落，不及华夏，故为华夏君子所不齿。而佛教徒则反驳说：华夷文化虽然不同，然而只是形象的差别，形象只是表面的，佛道基本理论并无不同。
其二则争论教主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不惜伪造历史。最为著名的是西晋道士王浮伪造的《老子化胡经》，言老子出关之后，西涉流沙，入天竺（古印度）从事传教，化异胡人，释迦牟尼实为其后世弟子，云云。起初化胡说对于国人接受佛教，使佛教在中国立足却是有利的，因而佛教曾长期对此保持沉默。但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形成气候，要自立门户，独立发展，便不能再容忍道教对它的贬低，开始对老子化胡说进行反击。佛教徒根据历史常识，指出此系胡编乱造，同时佛教徒也不顾史实，宣扬三代（夏朝、商朝、周朝）即有佛陀现世，周代即已传入佛法，孔子已知佛教等妄说。又有佛遣三弟子到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丘，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之说，把道教奉为教主的老子和儒家的圣人孔子也说成了佛的弟子。
其三佛教徒利用佛典浩瀚贬低道教，道教徒则急于在经典数量上同佛教一比高低，大肆伪造经典，佛教徒又不遗余力地揭露道教经典的伪造、篡改和晚出。
其四道教徒认为佛教流入中土，导致国家衰乱，“佛来汉地，有损无益，入家破家，入国破国，…帝王无佛则国治年长，有佛则政虐祚短。”而佛教徒则反驳：“尧舜独治，不及子孙，夏殷周秦，王政数改，萧墙内起，逆乱相寻，尔时无佛，何因运短？”
佛教早在初传之时就遭到了儒家的批评与反对。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和势力日盛，儒家更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等多方面来排斥佛教，如指责佛教不耕种，不婚配，不讲亲情孝道，违背礼法，伤风败俗，使人断子绝孙。面对儒家的种种攻击，佛教徒或者通过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比配等来说明儒佛一致，或者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加入忠孝仁义等儒家的内容以调和儒佛的分歧，而更多的则是以社会教化作用的相同来强调儒佛的互为补充，可以并行不悖。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儒道之争全面展开、“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南北佛教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学风，佛教与王权以及与儒、道的关系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南方帝王崇佛，但对儒、道也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于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即使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帝王对过分发展的佛教曾采取了某些限制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有时虽然很激烈，但也仅停留在理论的论争上。
佛、道之争北朝要比南朝激烈得多，而且理论上的争论少，政治上的斗争多，这种斗争直接导致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事件。北魏太武帝（424-452年）尊崇儒家、听信道家而排斥佛教，对佛教徒大肆杀戮。但到了北齐时，文宣帝高洋为了强调鲜卑人（古代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优越地位，又于天保六年（555年）灭道兴佛，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北周王朝也多“好佛”，但北周武帝却重儒术，信谶记，为了消灭北齐，统一北方，采取了灭佛政策以“强国富民”。北周武帝的灭佛，与佛道二教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斗争也有直接的关系，道士张宾和原为佛教徒后改奉道教的卫元嵩对周武帝的灭佛起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周武帝的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残杀有所不同，他虽然毁坏寺塔，焚烧经像，但并不杀害佛教徒，只是命令他们还俗而已。在灭佛前，他还多次召集群臣和沙门、道士讨论三教优劣，辨释三教先后。他曾下诏禁断佛、道二教，后又下诏设立通道观，选取佛、道二教名人120人为通道观学士，令其学《老》、《庄》、《周易》，会通三教。同时，他还曾强调以儒家为正统的会通三教，认为三教协调一致都能有助于治国利民。
隋唐统一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对儒、佛、道三教采取了分别利用的态度。它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使三教之间在继续争论的同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儒、佛、道三教中很多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归一、三教合一，主张在理论上相互包容。
隋唐帝王的三教政策，首先是利用儒学来维系现实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次是对佛、道二教的不同利用。隋唐帝王对佛、道的不同态度虽与个人感情的亲疏好恶等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利益，有时还与宫廷斗争密切相关。
隋朝的建国，得到过佛道的帮助，因而隋代的帝王虽然采取了一些恢复儒学的措施，但更多的是对佛道二教的扶植和利用，特别是佛教，得到了格外的重视。
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抬高李姓的地位，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都采取了“兴道抑佛”的政策，唐高祖就曾下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唐太宗曾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明确表示要对道教给予优先考虑，也主张三教按道、儒、佛的次序排列，并下诏令道士女冠居僧尼之前。而武则天要“变唐为周”当女皇，夺取李姓的政权，便反其道而行之，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兴佛抑道”的政策，明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后唐中宗复位，又“兴道抑佛”，而韦氏干政，则又抑道兴佛。唐玄宗以后，由于唐王朝日趋衰落，统治者才更注意平衡三教，以期更好地并用三教服务于朝廷的统治。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因武宗本就好道，这时社会上又流传着“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的传言，道士解释说：“黑衣者，僧人也。”促使武宗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措施，史称“会昌法难”。这期间有个僧人自称能够做“剑轮”并能打败敌军，武宗让他试做，结果做不成，就把他杀了。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还规定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这次灭佛，共拆除各类寺庙近5万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田产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使佛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走向衰落。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各割据政权一般都奉行崇道的政策，但南方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帝王又多热心佛教者，因而佛教在建寺、造塔、写经与度僧等方面仍有发展。北方则由于战乱时起，政局不稳，各个政权为了维护统治，都需要将沉重的赋税负担压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佛教寺院却往往成为那些不满现实和不愿承担捐税者的躲避之处。因此，北方各政权对佛教大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政策。后周世宗的灭佛就是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一次抑制佛教事件。世宗一方面宠信道士，另一方面又对佛教采取了严厉的手段。由于当时仍然保留了上千所寺院和上万名僧尼，史书中也没有关于屠杀佛教徒的记载，因而这次灭佛实际上具有对佛教加以整顿的性质，但当时北方佛教已是在勉强维持，故经此番波折，也就更趋衰落了。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佛道儒进一步融合。
不过，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的地位仍不平等，三教的力量也不平衡。新儒学适应封建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而成为官方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佛道二教虽然各有发展，但都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配合儒学发生着作用。因此，这个时期的儒家往往居高临下地对佛道二教加以改造利用，这也是大多数儒家学者一方面从佛道那里大量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来发展传统儒学，另一方面又往往贬低佛道，对佛道加以批判或攻击的重要原因。
到了元代，全真道在朝廷的支持下迅猛发展，以至于“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全真道观处处可见，甚至十人里面就有两人是全真道士，在安葬邱处机时，四方道俗云集一万多人，在会葬王重阳时，声势更加浩大，四方道俗云集数万人。尹志平在去云中化度道士的返回途中，道经太行山，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这反映了全真道及其首领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引起元统治者的猜忌。
在全真道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因不断侵占佛教寺院，宣传“老子化胡”之说，引起僧人不满，导致佛道的三次大辩论。每次辩论都是因为朝廷明显地压制道教、偏袒佛教而使全真道失败。第一次是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第二次是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合计七八百人，辩论后宪宗诏令全真道归还侵占的寺院200余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第三次是在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全真道失败后，诏令除《道德经》外，其他道经尽行焚毁，全真道遭到沉重打击。元成宗时，禁令渐松，全真道有所恢复。明代朝廷重视天师道，全真道相对削弱，入清以後更为衰落。
吕洞宾当年云游四海，曾在黄龙山黄龙寺遇黄龙禅师。两人在一起谈道说法，很能谈得来，交情很深，从中吕洞宾悟出了儒释道其理相通的道理。但后来佛道相争，便编造出了吕洞宾和黄龙禅师相遇先是逗嘴，后是斗法，而后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的故事，元时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的故事则出现了好多版本。佛教的版本说吕洞宾斗不过黄龙禅师，而且输得很惨，借以攻击道教。如佛教的版本假托吕洞宾的名义写有一诗：
弃却瓢囊槭碎琴，如今不恋水中金。
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
道教的版本则言黄龙禅师斗不过吕洞宾，同样输得很惨，借以攻击佛教。如内丹派南宗传人白玉蟾在《平江鹤会升堂》中将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的故事描写为：
或云白或纸袄，一剑横空几番到。
大笑归从投子山，片言勘破黄龙老。
佛道相争历时一千多年，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带有血腥味，但相互渗透和融合却是大趋势，最后使得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使中国的佛教充分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和理念，同时道教、儒家也在不断地吸收佛教的思想和理念，其结果是“三教合一，万法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