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克利斯朵夫兴奋地在里边答应了。他听到苏兹报钟点不由得叫了一声，接着便在屋里忙了起来，乱糟糟地梳洗，唱那些断片的歌曲，还隔着墙向苏兹很亲热地打招呼，他说的傻话把老人的悲伤赶走了。接着他开了门走出来，精神很好，高兴得不得了，根本没想到老人为离别而难过。实际上他也没什么事逼着他要赶回去，多住几天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而对老人来说却是极大的快乐。但克利斯朵夫根本没感觉到老人的悲伤，而且他也不管老人对他有多少好感；只是很想告辞：昨天长篇累牍的长谈，还有那个用尽最后的热情抓住他的人，已经让他感到厌烦。况且他太年轻，认为以后重新聚会的时机多的是；而他现在只是想回家——而老人则不同，他知道自己不久之后就要永远地离去，他认为这一次是诀别，所以看克利斯朵夫的目光有些悲凉。
他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但还坚持把克利斯朵夫送到车站。外面飘着细雨，到了车站，克利斯朵夫打开钱包，发现里面的钱已经不够买回家乡的直达车票。他虽然知道苏兹会很高兴借钱给他；可是他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不让爱自己的人有一个机会帮自己的忙而使他愉快和满足呢?大概是因为不愿意麻烦别人或是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他买了中间站的票，决心从那儿走回家。
开车的时间到了，他们最后在车厢的踏阶上拥抱。苏兹把自己在夜里写的诗塞到克利斯朵夫的手里，而后站在朝着车厢的月台上。他们已经告别，但还没分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无话可说了。但苏兹的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克利斯朵夫的脸，直到火车开动，他的眼睛仿佛还在诉说着什么。
当火车在铁道拐角处消失的时候。苏兹一个人孤零零地踩着一片泥泞回家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那种又累又冷的感觉似乎突然之间袭上心头，而雨天的景色又显得格外凄惨。他艰难地走回家，爬上楼梯，刚进卧室，他便被一阵狂咳封闭了。莎乐美闻声立即赶过来。他一边不能克制地哼着，一边却又絮絮叨叨地说：“幸亏……我竟然支撑到现在……”
他感觉到自己十分难受，便睡下了。莎乐美去请医生了，而他的身子一挨床便像一堆破絮一样失去了重力。他不能动弹，只剩下胸部在翕动，一张一合如同炉灶的风箱。他的脑袋昏沉沉的，一直在发高烧，他每日里回忆着旧梦，一分一秒都在回忆。他感到万分惆怅，时而又责备自己，不应该拥有这样的幸福之后再埋怨什么。他合着双手，十分虔诚地感谢上帝。
克利斯朵夫向着家乡出发了。经过整整一天他的心绪才安定下来，老人的友谊使他恢复了自信。车到中间站，他兴高采烈地下了车来赶路。离家还有六十公里，他便不紧不慢地像小学生一样着。现在正是四月份，田野里的庄稼还没长成，但是路边的树枝上已冒出了绿芽，浓浓的春意扑面而来，克利斯朵夫忽然发觉自己那么强烈地怀念高脱弗烈特舅舅，而且这种念头呆在脑中好久；他好久没有想起过这个可怜人了，为什么却一时便念念不忘了呢?他在波光粼粼的的河边，在两旁种着白杨的路上走着，舅舅的面貌便紧绕着他，形影不离，以致他走到一堵墙的拐角处，他觉得他要从那边闪出来一样。
天忽然阴沉下来，一阵猛烈的暴雨夹着冰雹下起来了，远远传来雷声。克利斯朵夫走近了一个村子，他加紧走几步跑到村口第一家人家屋檐下躲雨。下得很厉害的冰雹打在瓦上发出琮琮的响声，打在地上像铅丸一样跳来跳去，路上的车辙里，雨水在向四面流着。果园里繁花满园，一条虹展开在果园顶上，它在暗蓝的云层里像一条鲜明的彩带。
在门口有一个很年轻的打毛线的姑娘。她很客气地请克利斯朵夫到里面坐，他就跟着她来到一间同时是用来做饭、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屋的尽头生着很旺的一堆火，上面有一只锅子吊着。有个洗菜的女人跟克利斯朵夫打招呼，让他到里面去烤衣服。姑娘找了一瓶酒给他喝，然后她继续在桌旁坐着打毛线，一边还哄着两个拿稻草塞在脖子里玩的孩子。她一直在和克利斯朵夫搭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发现她是个瞎子。她长得不算美，个子高大，脸蛋红红的，牙齿很白，手臂也很结实。可是面容不大端庄，她也和许多瞎子一样脸上堆笑却没有表情，和他们一样，谈到什么人和什么东西的时候，好像亲眼看见一样。克利斯朵夫听她说什么田野里的美妙景色，他的气色很好，不由得很迷惑，以为她在说笑话。于是又把瞎子姑娘和剥蔬菜的妇女细细打量一番，觉得她们并不惊讶。两个女人开始热情地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瞎子那股说话的劲儿显得有些夸张；每当听克利斯朵夫讲起路上和田野的情形，她总要插嘴，评论一番。虽然这些评论往往与事实相违，但她好像很相信自己和他一样看得清楚。
家里其余的人都回来了：一个健壮的农夫，大约三十岁光景，还有他年轻的女人。克利斯朵夫和四个人东拉西扯地聊着，他看着渐渐转睛的天色，想着动身。瞎子一边打毛衣，一边哼着一个调子，克利斯朵夫由此想起从前的许多事来。
“怎么！你也知道这歌曲?”他说。
(这是高脱弗烈特从前教过的歌。)
他接着往下哼，瞎子笑了起来。她唱每句歌词的前半句，克利斯朵夫就唱后半句。他站起身想要去看看天气，在屋里转着的同时，他无意之间把每个角落都打量一番，他忽然看到有件东西放在食器柜旁，他不由得跳起来。那是一根长而弯曲的拐杖，抓手的部分是一个小人在弯腰敬礼，雕刻得很粗糙。克利斯朵夫熟悉这件东西，他很小的时候常拿着它玩儿。他抓着拐杖用哑着的嗓子问：
“这是从哪儿来的?……哪儿捡的?”
那男人笑了笑，说：“是个朋友留下的，一个过世的老朋友。”
“是叫高脱弗烈特吗?”克利斯朵夫嚷着。
“你怎么会知道?”大家惊讶地转身问他。
当克利斯朵夫说高脱弗烈特是他的舅舅时，整个屋子的人都变得紧张起来。瞎子猛然站起，毛线团掉在地上乱滚着，她踩住那线团，过来抓着克利斯朵夫的手再次问：
“啊，你，你是他的外甥?”
大家也杂七杂八地凑上来问，吵成一团。克利斯朵夫却又问：
“可是你们……又怎么会认识他?”
“因为他死在这儿。”那男人回答。
大家重新坐下，等紧张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一点儿，那个母亲便又开始边干活儿边说，高脱弗烈特跟他们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他来往路过这儿总住在他们家。他去年七月是最后一次来，样子显得很疲倦；他放下包裹，老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可是谁也没留意他，因为每次来他都这样，大家也知道他容易气喘。他不抱怨，从来都不；不管碰上什么不舒服的事，他总会找点儿理由安慰自己。比如说干了一份很重的活，他就会想等躺到床上时该多么舒服；如果生了病，他又想病好之后会有多么轻松……说到这里，老婆子开始扯闲话：
“但是，先生，其实一个人不应老是满足，你总不抱怨，别人也就不会可怜你，所以我就常向人诉苦……”
所以当时大家都没注意他，而且跟他开玩笑，说他气色不错。摩达斯太——瞎子姑娘的名字——帮他卸下包裹，问他是不是要永远像年轻人一样东奔西跑而不觉厌倦。他微微笑着，也不回答，因为那时他没力气说话。他就坐在门前的板凳上。家里的人都干活去了：男人下地了，母亲在做饭。摩达斯太就站在凳子旁边倚着门和高脱弗烈特说话，一边打毛线。他不回答她，她也不要他回答，只是把他上次走后家里的事讲给他听。他气喘吁吁地拼命想说话，她听见他呼吸困难，却并没有多想，只说：
“别说话，你最好先歇一歇，一会儿再说吧……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儿?”
于是他便不吭声了。她就接着说，以为他在一直听着。他叹了一口气，此后再没有什么动静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出来，看见摩达斯太仍在说话，高脱弗烈特在凳子上纹丝不动，他的脑袋往后仰着，朝着天，原来刚才摩达斯太一直在跟死人说话。她也这时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连临死前的几句话都没有被允许说完，于是他仍旧很凄凉地笑一笑，表示听天由命，他在这个夏季、在那样宁静的黄昏就这样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阵雨已经停止了，媳妇出去照料牲口；她的儿子在门前拿铁锹清除被泥淤塞的小沟；而摩达斯太却不见了。屋里只有克利斯朵夫和那个母亲两个人了；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成。碎嘴的老婆子忍受不了长时间的沉默，开始讲述她和高脱弗烈特认识的整个经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那时很年轻，高脱弗烈特爱着她却不敢表白。大家把这件事当作取笑他的话柄，她也取笑他——他总是被人取笑——不过高脱弗烈特仍旧诚挚地关心她。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包括她不爱他和大家对他的嘲笑。她那时很幸福，但太得意了，没想到会遭来祸害。丈夫忽然得病死了，接着她那长得很美很健壮的女儿，人人称赞的女儿，在和当地最有钱的一个庄稼汉结婚之前，很不幸地瞎了眼。因为有一天她爬到屋后的大梨树上采梨，爬梯时脚下一滑，摔下来了，而她脑门上靠近眼睛的地方戮进了一根断树枝。先前大家想不过会留个疤痕，哪知她此后总感到脑门针刺一样地痛，一只眼睛就慢慢地失明，另一只眼也随后看不见了，任何医治都没有效。不用说婚约毁掉了，未婚夫不说原因逃避了。
那些在一个月前还为了争着与她跳一次华尔兹舞而不惜打一架的男人们，没有人有决心再来拜访这个残疾女孩，那也是能理解的。所以，一向无忧无虑的姑娘一下子便痛苦万分。她不吃不喝，从早到晚哭个不停，晚上还躺在床上哭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只好与她一同悲伤，而她却因而哭得更厉害。结果等大家都不耐烦时便遭到责难，她就吵着要投河。有时牧师来看她，就和她说仁慈的上帝，不死的灵魂，说只要她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痛苦来世即可得到幸福，可是这些话对她根本不起作用。有一天高脱弗烈特来了，摩达斯太对他向来没好感，并不是因为他品性不好，而是看不起他；再加上她不思考的作风，只顾嘻嘻哈哈地疯玩：她对他做了许多缺德事。当他知道了她的飞来横祸时大为吃惊，但对她却一点儿也不显露出来。他在她身边坐下，矢口不提她的可怜遭遇，只是很平静地与她像从前一样谈话，他不说一句可怜她的话，仿佛认为她根本没有瞎了眼睛。他也不提及她不能看到的东西，而只谈一些她可以听到的或感觉到的东西；他把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倒好像自己也变成了瞎子。她先前不肯听，仍旧哭着。第二天，她便肯听了，甚至也开始和他说话了……
“真的，”母亲接着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和她有可说的话。我们都要干活，没有时间照顾她。可是晚上回来，我们知道她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话了。从那以后，她的精神便好了起来，好像把痛苦全忘了。有时候她偶尔想起往事，便笑起来，或者会和高脱弗烈特谈些让人伤心的话题，而他只装作没听见，若无其事地讲一些让她感兴趣的话题。残疾之后，她很少出门，但到后来居然也愿意在他劝说下出去走走。他常带她去园子里散步，以后便去田野或更远的地方。现在她到哪儿去都认识路；分得出任何东西，像她眼睛又复明了一样。一些我们都没注意的东西她也会有察觉；以前除了自己以外，她很少关心别的什么，现在却对什么都有了兴趣。那一次高脱弗烈特在我家呆了好长时间。我们不敢多留他，而他自动住下来，住到她平静下来。有一天，我又听到她在院子里的笑声。那笑声带给我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感觉。
高脱弗烈特似乎也特别高兴，他就坐在我身旁，我们相互对视了一眼，我可以坦诚地毫不害羞地告诉你，先生，我拥抱了他，是那种诚心诚意的拥抱。于是他跟我说：‘现在，我想我该走了，这儿已用不着我。’我想留他，他却说：‘不，我现在要走了，我不愿意呆下去。’大家也知道他性格像犹太人一样不能长住一个地方，所以我没有再留他。于是他走了，可是从那以后，他来这儿的次数比以前多了，摩达斯太在他每来一次时神气总是那么快活，她的精神也一天比一天好。她又重新管理家务，哥哥结婚了，她帮着看孩子。现在她没有什么抱怨，神情总是很快乐。有时我也在心里想：如果她的眼睛不瞎，是否能像现在一样高兴?是啊，先生，有段日子我觉得她比我们幸福，看不见那些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世界也变了样，一天比一天坏……可是我又怕老天爷把我的话当真，因为我还是想能用眼睛看着活下去，尽管世界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