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戏院不是为诗人而是为胡诌的音韵匠设的，有如歌剧院跟音乐的关系。
克利斯朵夫所看到的有以卖淫为荣的圣洁的妓 女，有为爱护朋友而诱奸朋友之妻的好人，有英勇壮烈戴绿帽子的丈夫。克利斯朵夫看见一位多情的少妇在情 欲与责任间徘徊，依情 欲应该找一位新情夫，将现在这位供给她金钱又被她骗的老头儿甩掉；依责任，应该守在他的身边。结果，她高尚地选择了责任。克利斯朵夫认为这是卑鄙的利害关系所致，但群众很满意。他们只要听到“责任”二字，就不在意“责任”下面的东西了。俗话说：盖上一面旗，船上的货就有了保障。
这种艺术的极致，能恰如其分地迎合巴黎群众荒淫的倾向和口头上的道德，雄辩能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快乐。只要听到一篇美妙的说词，他们情愿被人打一顿，不管是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还是放荡低俗的下流习气，只要像镀金一样加上铿锵的音韵，他们就一概吸收。一切都是作诗的题材，一切都只是游戏。当雨果激昂地怒吼时，他们立刻给他加了一个弱音装置，他们将爱情、痛苦、死亡都制造成浮华浅薄的东西，他们竭力标新立异，方法很简单：挑一篇传说或神话，把其内容颠倒一下儿就得了。结果就出现了被妻子殴打的蓝胡子，有了因为好心而挖掉自己眼睛，为阿雪斯与迦拉德的幸福而宁愿牺牲自己的卜里番姆。这些作者只是一群抄袭模仿的匠人，而非具有独创精神的大手笔。
这类诗的谎言，排成戏剧更显得荒谬至极，它对于剧中的英雄有这样一段滑稽可笑的形容：
“主要是有一颗美好的心灵，
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像门洞一样宽广高大的脑门，
有一种严肃坚强的气质，光彩照人，
再加一颗多愁善感的心，一双充满着幻想的眼睛。”
如此荒唐的诗竟然有人相信，在浮夸的大话、长长的翎毛、白铁做成的剑、纸糊的头盔之下，我们总是看见沙杜一派的，把历史当作木偶戏的戏剧演员。
这群先生们就是这样玩弄着历史上的帝王与英雄，讴歌着虚伪的、与真理不相容的英雄主义。
在这种潮流下，宗教成了宠儿。在四旬节里，喜剧演员用管风琴伴奏，朗诵鲍舒哀的《悼词》。犹太作家替犹太女演员量身写些关于圣女丹兰士的悲剧。鲍第尼戏院上演《殉难之路》，滑稽剧场上演《圣婴耶稣》，圣?玛丁戏院上演《受难记》，奥狄安戏院上演《耶稣基 督》，就连移植园里也有关于基 督受难的乐曲回响。
克利斯朵夫不禁嚷道：
“难以置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谎言。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了，快走罢！”
但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古典艺术始终存在着。除了莫里哀以外，再没有克利斯朵夫能够欣赏的古典名著了。最让他感到头痛的是法国十七世纪的悲剧，在他看来，那些悲剧剧本冷冰冰的，沉闷而又索然无味。动作要么贫乏，要么过火，人物抽象，语言空洞。整个剧本变成了一幅描写古代人物与古代英雄的漫画：长篇累牍地铺陈着理性、理由、名言、心理分析，及过时的考古学。议论、考古，永远是法国人无穷无尽的唠叨……在法国艺术中，这是外国人最难领会的，因为它是法兰西民族的心脏。克利斯朵夫发现普通的法国群众对这些倒是非常地喜爱。他觉得近代法国人的性格是古典法国人中遗留下来的，法国人就好像每天见面的亲属，决不会发现彼此的相似。
这些人幼稚地怎么也跳不出他们的古典作家的圈子，批评家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伪君子》与《费德尔》，乐此不疲，从年轻一直到年老。在尊古崇祖方面，法国真是无与伦比的了，除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名著以外，什么都不读什么也不愿读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的戏院不演歌德，不演席勒，不演莱斯特……不演任何别的国家的名家名作。惟一的例外，是古希腊，法国人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自命为希腊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偶然也觉得需要演一下莎士比亚，表演莎士比亚的人有两派，一派用布尔乔亚的现实主义手法，把《李尔王》当作奥依哀的喜剧来演；另一派把《哈姆雷特》编成歌剧，加进许多卖弄嗓子的唱词。他们听了莎士比亚觉得不入耳，马上改为表演洛斯当。
二十年中，也有人试图革新戏剧，将文坛向各方面扩展，去尝试。但冲破传统的戏幕后，看到了事实的真面目，所以害怕了，赶紧又将破洞缝合。最后，一切都归结到了女人身上了。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的舞台上成为了那些巨人的缩影，可怜又可笑。巴黎的作家们做出努力思索一些问题的样子，但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
为了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提议带他去一种特殊的戏院，那里的戏全是关于强奸、凶杀、疯狂、挖眼、破肚等让文明的人怦然心动，满足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的。
但克利斯朵夫愤然拒绝了，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臭气就愈浓，像死尸发出的一样。
豪华的表面，喧嚣的场面，底下却是死的气息，克利斯朵夫终于明白了，自己厌恶那些作品，并不因为它们是不道德的。道德不道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是健康的。让他仰慕的大师们不见得就是循规蹈矩的圣人，真地被他撞见其中一位，他也不会首先要他的忏悔记录来看。歌德说过：“诗人病了，得先治好病，然后才可写作。”此言极对。
巴黎的作家都病了，即便有几个健康的，也以自己的健康为耻，假装害着某种重病。他们的疾病反映在艺术上，并不是喜欢享受，不是极端放纵，也不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死的根苗不在这些上面，而在从事的这些人身上，克利斯朵夫同样喜欢享受，爱好自由。但他们的享乐给人另外一种感觉。克利斯朵夫攻击虚伪的美学、虚幻的道德时，并不像他们一样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他是严肃的；也不像他们将一切都仅仅归结为享乐，他还是为了追求藏有希望的种子。他们的艺术是光华的、巧妙的、富有风趣的，一种像戏剧的戏剧，一种像风格的风格，一种很有文才的人，是一种当年很有力量的艺术与很有力量的思想的骨骼，没血没肉的骨骼，这一切除了供私人享乐外，毫无用处，那简直是走向绝路。这个现象，全欧洲的人不声不响地看在眼里，暗自高兴。那么多聪明才智，那么多细腻感觉，都白白浪费于无用之地，浪费于下流可耻之事。可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只嘻嘻哈哈地笑着。
“我们是纯粹的艺术家，”高恩得意洋洋地说，“我们为艺术而艺术，我们的艺术无比圣洁，我们像游历家探险一样在人生之旅中跋涉，我们是探奇猎艳的使者。”
克利斯朵夫不以为然地回答：
“你们是虚伪的，原谅我如实告诉你。我一向以为只有我们的国家如此，我们德国人总是把理想主义挂在嘴上，实际永远在追求私利。你们更糟：你们不是用‘真理’、‘科学’、‘知识的责任’来掩饰怯懦，就是用‘为艺术而艺术’的信仰来掩饰整个民族的荒淫。为艺术而艺术！嗬，多么美妙的字眼！信仰只有强者才有。艺术?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用锋利的爪子抓住它的猎物，把它一起带到清明境界。……那需要利爪，需要强有力的大翅，还有强有力的心，可怜你们只是麻雀，一根枯骨你们也要抢，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是最美妙的享受，只有用‘力’才能换得，决不是下贱人吃的粗茶淡饭一样寻常。你们自以为是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疾病，培养你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沉于色欲，追求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带你们的民族去吸食鸦片，送他们走向死亡。他们的结局，你们明知在心，却不说出来。你们中最诚实的，也是最懦弱的；即使遮眼布掉了他们也视若无睹，居然还有脸面说：不错，这里头有毒素，可是多有才气啊！”
那正像法官在轻罪庭上提到一个无赖时说的话：“这家伙是很坏，但多聪明呀！”
克里斯朵夫纳闷法国的批评家为什么不起作用，法国的批评家并不少，多得甚至比他们的著作还要多。
克利斯朵夫对批评家没有多少好感，他认为他们是时代消沉的象征——一个连观察人生都交给别人，由专门人来做的时代。更可耻的是，这个社会不能够自己亲眼去看人生，需要借助于别的媒介，借助批评。要是这些批评是真实可靠的也就罢了，但批评家们只是将群众的犹豫不决的心理集中起来。
批评家在法国曾经有极大权威，群众恭敬地接受他们的评判。后来，批评家迅速增多了，都自称是权威，宣称“真理在此，只此一家”的人越来越多。习惯走极端的法国人，一下子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不再信仰批评家了，原先自称无所不知的人现在改口称自己一无所知，并以无知为荣。勒南曾经劝诫这个民族：如果要风雅，就必须将你刚才肯定的立刻加以否定，至少得表示怀疑。法国所有的优秀人物都崇奉这个中庸原则。在这种原则下，精神的懒惰和性格的懦弱各得其所，大家不再说一件作品是好是坏，是真是假，是智是愚，只说：
“可能如此……并非不可能如此……我不确定……我不敢保证……”
要是他们看了一部猥亵的戏，他们不说：“这是猥亵的。”只说：“先生你不应该这样说，你应该说：我觉得……我看来是猥亵的……但也不能肯定地这么说。也许它是一部杰作，谁能保证它不是一部杰作呢?”
从前，有人认为批评家霸占艺术，席勒曾批判他们，称他们为“奴仆”，并说明了“奴仆的责任”：
“一、在王后到以前，将各间屋子打扫干净，
“二、王后一到，马上从房子里出去，绝对不允许大模大样坐在王后的座位上。”
今天，这些奴仆根本不动手打扫，屋子里凌乱不堪，他们将整理与清除的工作都留给主人自己做，留给群众去做。
不知何时起，有人努力反抗这种混乱现象，但克利斯朵夫为环境所限，看不见这批人，这批人不能得到理解，反而得到嘲笑。偶尔有一位刚强的艺术家对时兴的、病态的、空虚的艺术起来反抗，作家们就会傲然回答，只要观众满意，就证明他们的作者就是对的。仅此一句，就可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台下的观众数字和票房收入的数字决定了这个民 主的商业化的国家内的艺术思想，不是艺术领导民众，而是民众引导艺术，社会的欢迎与否成了艺术的衡量标准。卖座不衰，批评家不会指摘，同时群众也留神着批评家们的话，看他认为作品如何。于是，大家你瞪着我，我瞧着你，彼此都犹豫不决。
然而时至今日，最需要的就是大无畏的批评。在一个混乱的民 主国家里，最有威势的莫过于潮流。它不像一个保守专制的国家可以后退，它只能前进，在潮流中，尽管人们厌恶它，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假使批评家是强者，或许能有足够的威势，用几年的时间，成为艺术的拿破仑，控制民众的趣味，可是，已经没有拿破仑了。巴黎的批评家们同样生活在污浊腐败的空气中，已经分辨不出空气的恶浊。另外，他们不敢说话，他们彼此熟识，结成集团，相互吹捧敷衍，他们已经不是独立的人。要成为独立的人，他们必须放弃社交，甚至牺牲友谊，但是优秀的人都在犹豫，为了真实的批评而放弃安逸的生活是否值得，在一个毫无生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逆流而行呢?谁肯为了责任把自己的生活搞成地狱呢?谁敢抗拒舆论，与公众的愚昧斗争?谁敢揭穿流行人物的庸俗，为孤立无援、默默奋斗的无名艺人辩解?克利斯朵夫在一出歌剧初次上演时，在走廊里听到了一段批评家们之间的对话：
“嘿，那不是糟透了吗?真是一塌糊涂。”
可第二天报纸上刊登的他们的文章 中，却称那是一部杰作，作者是再世的莎士比亚。
“你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才气而是个性，”克利斯朵夫对高恩说，“你们更需要一个批评家，一个莱辛，一个……”
“一个布瓦洛，是不是?”
“是的，法国需要一个布瓦洛胜过需要十个天才作家。”
“即使布瓦洛存在，也不会有人听他的。”
“要是这样，那他并不是真正的布瓦洛，”克利斯朵夫回答，“我敢保证，一旦我向你们说出你们的真相，不管我说得怎么不高明，你们总会听到的。”
“哎哟，我的好朋友！”高恩哈哈地笑着说。
他的神气好似对现实的颓废非常满足，忽然间，克利斯朵夫觉得，高恩比他对法国更加生疏。
“你还想要什么?”
“我要看看法兰西。”
“我们不是已经看了吗?”
克利斯朵夫摇摇头，又搬出他的老话来：
“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我看还是你自己去找吧！”
克利斯朵夫决定自己花一番心血去找，他们把法兰西藏得太严了。